涌泉寺刺血经书藏抗战秘史　僧侣救护队支援抗战

　　圆瑛法师（资料图）

　　涌泉寺珍贵经文清代龙藏

　　储藏皇帝钦颁的经文的橱柜

铁箱内藏有血经，系高僧用鲜血配金粉写就

福州开元寺方丈、圆瑛法师的徒孙本性法师告诉东南快报记者，当时由圆瑛法师亲自护送的20箱经文，其中就包括元代的《延祐藏》。据了解，至民国期间，《延祐藏》全国只有鼓山涌泉寺和山西太原崇善寺有保存。

除此之外，还有明代的《南藏》、《北藏》、明清两代刺血写的佛经以及国内罕见的珍贵版本。涌泉寺始建于783年，1407年改称涌泉寺。其中不乏康熙和乾隆皇帝钦赐入寺供奉的经书，甚至还有来自印度和缅甸的贝叶经，以及9部657册刺血写的经书。

在涌泉寺藏经殿的大厅内，玻璃橱窗里摆着上述部分珍贵经文的副本，也有清代高僧的血经，文字清晰可见，颜色鲜红。

在涌泉寺藏经阁内看殿的智和法师告诉记者，用血写成的经书，需要花费很长时间及大量的鲜血，“供血的高僧，要长期不吃盐，血液就不会凝固”，胡善美说，“鲜血配以金粉，色泽金红，为防止虫蛀，还得加以适量的明矾”。

经书走水路到尤溪再转运，雇百名挑夫秘藏三峰寺

这些珍贵经书如何走水路顺利运抵尤溪的三峰寺，这些经历，涌泉寺几乎没有多少相关记载。

三明尤溪县政协文史学习和民族宗教委员会的张玉红主任也有此类困惑，而据张玉红查找尤溪文史资料得知，在一篇由时任尤溪县长的童庆鸣口述、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整理的《鼓山涌泉寺<大乘经>版运抵尤溪三峰寺的经过》的文章中，部分疑问似乎得到了解答。

童庆鸣回忆，日寇进逼东南各省，“为保护鼓山涌泉寺储藏的国内外稀世之宝《大乘经》版，防止落入日军之手”，省府密电尤溪县政府，要将其运抵尤溪保藏，他立即委托热衷于教育事业的詹宣猷办理此事，由詹宣猷准备秘藏地点和搬运事宜。

1939年7月，圆瑛法师亲自护送的二十箱经书用轮船秘密运到尤溪口，然后再由木船运载到尤溪县城，之后又动用了百来人秘密挑往位于纪洪乡的三峰寺（现在位于管前乡，“文革”中被毁）。

对于为何选择在这座寺庙，张玉红说，文中只有寥寥数语带过，“该寺建于元泰定二年（公元1325年），清康熙22年重修，乾隆八年僧端本增茸，高筑在群山之巅，风景幽美，气候凉爽，有众僧住寺”，而这些经书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后才重新运回涌泉寺，“但据1957年清点，原有762卷的《延祐藏》仅存600多卷，损失的大多是补抄的50卷”，本性法师说。

福州沦陷时，日本军官曾到涌泉寺询问佛经去向

这提前的转移，事后被证明完全正确。胡善美告诉东南快报记者，福州沦陷期间，曾有日本军官带着两个卫兵闯入涌泉寺，自称是研究佛经的“学者”，谈吐谦谦有礼，并要求参观寺藏佛经，守寺和尚无奈之下打开藏经殿，这名日本军官翻了两个多小时后并不满意，又追问寺僧，是否有其他佛经藏在别的地方，寺僧并未透露出转移经文的去向，只是答，“没有了，都在这里”。

事实上，日本人与涌泉寺佛经的渊源远不止于此，日后是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副社长的胡善美曾对与涌泉寺相关的书籍资料有过收集，并经过一番考究，1929年(日本昭和四年)春，日本常盘大定博士携人到中国进行“南中国佛教史迹调查”，至鼓山涌泉寺查看后，“至少有四五十部佛教经典著作他们没有”，后称涌泉寺为“中国的第一法窟”。

胡善美曾在文章里提到，在时任福建省政府主席的杨树庄的帮助下，常盘大定全面核对了涌泉寺和长庆寺藏经的目录，还把日本所没有的有关佛典，逐册逐页拍照带回日本，影印流通。并且写了《支那佛教史迹纪念集评解》一书，在东京印行。

而与弘一法师私交甚好的日本人内山完造，也曾在回忆文章里写道，被弘一法师认为藏在涌泉寺“或为吾国现存之最古之经版”的康熙时版的《华严经疏论纂要》，由苏慧纯居士印了二十五部，想把十二部送给日本方面，“将来出书以后，也送到尊处（内山完造）。”据文献显示，《华严经疏论纂要》，就是清初鼓山涌泉寺住持道霈(1614-1702年)禅师所著的《大方广佛华严经疏论纂要》。这是其耗费十年光阴在唐朝佛教名著《华严疏钞》、《华严经论》的基础上，重新删节订正而成的中国佛学经典代表性著作之一，共120卷，分装48册，是仍未收入藏经的巨著。

以上可见当时日本民间与涌泉寺早已有所往来，并对佛教文化的传播交流起到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