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8日,在挪威诺委会宣布今年诺贝尔和平奖评选结果后,科尔斯塔接受挪威《世界之路》报社记者采访时说,这是一个错误的决定。
10月12日,新华社奥斯陆分社记者对他进行了采访。根据采访所写的稿件《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刘晓波“大错特错”——挪威学者批评诺贝尔委员会居心不良》发表后,互联网上出现一则帖文称,“科尔斯塔教授得知新华网报道后立刻在挪威首都奥斯陆发表声明说,‘这纯粹是造谣,是戈培尔的故伎重演。’”
10月17日“德国之声”通过电话对科尔斯塔进行了采访。在接受“德国之声”记者采访时,科尔斯塔表示,自己确实接受过中国记者的采访,并看了新华网的相关英文报道,其中对他观点的引述并无不妥之处。他并未发表声明指责新华社造谣,对此他一无所知。“德国之声”记者还表示注意到,早在今年诺贝尔和平奖结果宣布当天,挪威当地媒体就刊登了对科尔斯塔的访谈,其中内容与新华社此后的采访大同小异。
科尔斯塔18日在与新华社奥斯陆分社记者通电话时也表示,他在采访中所表达的看法没有任何改变。他说:“我没有发表过所谓的声明。我坚持我所讲的一切,我没有收回我说过的任何话。网上流传的那个东西是不正确的,那才是纯粹的谣言。”(综合本社驻柏林、奥斯陆分社记者报道)
' />张礼标等人的研究对象就是犬蝠。资料图片
今年的“搞笑诺贝尔奖”出现了两个不同寻常的突破:一是荷兰物理学家盖姆成为首位“双料诺奖得主”,既拿过正经诺贝尔,又得过搞笑诺贝尔;一是中国大陆的科研人员正式登陆该奖项。由广东昆虫研究所副研究员张礼标领导的一项关于犬蝠交配活动的研究获得搞笑诺贝尔生物学奖。此前,来自台北医学大学和日本北里大学的中国科学家曾于2008年和2009年入选这一奖项,但他们均非获奖研究的主要负责人。
研究成果 开始时没那么“另类”
为什么科学家要研究果蝠的交配活动呢?张礼标表示,自己是2006年到广东省昆虫研究所工作的,因为硕士、博士期间一直做的就是蝙蝠研究,所以他参加工作后也准备继续做这方面。“刚开始的时候是打算观察果蝠类动物犬蝠(Cynopterus sphinx)的筑巢行为,偶然间发现了交配行为,然后才专门设计实验来研究犬蝠的交配行为的。等到做完实验之后,在统计分析时才发现,犬蝠在交配过程中口部辅助行为较常见。”也就是说,开始时的“筑巢研究”很常规,后来变成了同样比较常规的“动物行为研究”,而“另类”的结果完全是意外。
记者在《PLoS ONE》的网站上查阅到这篇题为“果蝠的口交延长交配时间”的论文。记者发现,在论文中,作者使用了很多与性有关的词的正式表达。在描述口部辅助动作时,作者甚至使用了罕见的fellatio一词。
张礼标对此解释说:“我们一开始写稿件的时候用的是licking,后英国合作伙伴在帮我们修改论文的时候,提议用fellatio”,这个词来源于拉丁语,算得上是相当古奥了。
Ig诺贝尔 说它“搞笑”也无妨
国内媒体通常把“Ig诺贝尔奖”译成“搞笑诺贝尔奖”。这种翻译可能会让人误以为评奖者在讽刺获奖者。其实,“Ig诺贝尔奖”的获奖者大多是在严肃的科学杂志上正式发表论文的研究者。他们的研究成果听上去很有喜感,但其研究方法和一般的科学论文并无二致,研究成果也常常具有重要价值。
“Ig诺贝尔奖”是由双月刊《不可思议的研究实录》(Annals of Improbable Research)评选的。该奖设立于1991年,在诺贝尔奖获奖名单公布的前夕颁发。获奖者大多是进行了一般人“无法想象”的研究的科学家和学者。既然“Ig诺贝尔”旨在幽默,把它翻成“搞笑诺贝尔奖”倒也无妨。这次获奖的中国科学家张礼标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的时候,也把这个奖称为“搞笑诺贝尔奖”。
事实上,每年都会有很多科研人员向“Ig诺贝尔奖”推荐自己的研究。不过,最终奖项大多还是发给了评奖委员会自主发现的研究。因为事先没有提名,所以很多获奖者都会感到意外。张礼标说,他们的论文首先发表在《公共科学图书馆———综合》(PLoS One)杂志上。这篇论文的第一作者是张礼标的硕士研究生谭敏,他本人则是通讯作者。Ig诺贝尔奖评委会也正是通过这本杂志看到了这一研究。
张礼标说:“此前我们的英国合作伙伴琼斯(Gareth Jones)就说,有可能获得搞笑诺贝尔奖。之后我们一直在期待,奖项宣布后,看到获奖名单才证实了此消息。”后来琼斯去领了奖,张礼标说“非常感谢他”。不过,张礼标和参与该项目的其他中国研究者并未前去领奖,因为路费需要自付。获奖证书则还要过一段时间才能邮寄给他们。
论文解读 因为很严肃,所以有喜感
犬蝠会为植物传播花粉和种子,对生态系统有很大的价值。在野外,一只雄犬蝠和多只雌犬蝠住在由叶子做成的“帐篷”里,雄犬蝠会以它为堡垒保护自己的妻子。此前,高普库马和巴拉辛格(Gopukumar & Balasingh)曾经讨论过犬蝠建造帐篷的机制。一些研究表明,“无妻室”的雄蝠也会被雌蝠“征召”来建造“帐篷”,并由此获得了繁殖的机会。“所以我们想要了解犬蝠的交配习性。”张礼标说。
他们在2007年1月开始设计实验,又在广州越秀公园里捕捉犬蝠。为了提高交配成功率,他们放走了未成熟的蝙蝠、怀孕和哺乳期的蝙蝠。最终有30只雄性犬蝠和30只雌性犬蝠“参加”实验。研究者分别在给雄性蝙蝠的左翼和雌性蝙蝠的右翼上制作标记。随后它们被随机配对,放在铁丝笼子中,喂食添加了维生素的香蕉和水。
研究者借助数字摄像头来观察蝙蝠的行为。从入夜开始,他们每隔5分钟录一次像,并记录交配行为的频度和时间。在研究过程中,他们共记录下不同犬蝠伴侣之间的20次成功交配。他们在论文中写道:“我们用正态法研究了这些数据,使用了参量分析(皮尔森相关)和线性回归法来确定交配过程中雌蝠舔舐的总时间是否和它们交配的总时间有关。”
虽然很有喜感,但这确实是一个很严肃正规的学术研究。值得一提的是,作者通过“伦理学声明”强调,实验完全遵循广东昆虫研究所的实验室动物福利规程。
获奖感言 它不会影响未来研究
张礼标本人如何看待自己的研究获“Ig诺贝尔奖”这件事呢?他说:“证实获奖之后,我们当然很开心,因为不管如何,这个奖的初衷也是让大家幽默、娱乐一下。不过,是否获奖,对我们的研究工作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因为我们目前仍然也在继续做这方面的研究”。
相对来说,关于蝙蝠交配行为的研究还是比较常规的,其口部辅助动作的发现只是一个意外。中国似乎缺少像“可乐是否能够杀死精子”这样的,刚听到标题就让人感觉很古怪的项目。中国的科学家根本就不会去做那些“古怪”或者“有趣”的研究项目吗?对于记者这个问题,张礼标回答说:“古怪的、有趣的研究项目,如果可行性可以,还是有希望获得立项的”。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 刘铮
' />马圭尔9月28日乘飞机抵达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打算与巴勒斯坦、以色列和平运动活动人士会面,但遭以色列警方拘留。
一家地方法院随后裁定,要求马圭尔48小时内离境,因为她今年6月乘人道主义救援船“雷切尔科里”号驶向加沙地带附近海域,企图突破以色列海军封锁。
马圭尔不服判决,向以色列最高法院提起上诉。最高法院4日驳回上诉。
当天庭审中,马圭尔呼吁以色列“停止对巴勒斯坦民众实施‘种族隔离’政策”,但法官阿舍格鲁尼打断她的话:“这里不是搞宣传的地方。”
马圭尔的律师说,他们早料到马圭尔会遭驱逐,以色列这一决定会进一步损害自身国际形象。但以色列内政部官员说,马圭尔早料到事情会发展到这一地步,却执意来以色列,实际上旨在“制造事端”。
内政部发言人萨宾哈达德说,警方将把马圭尔带到机场,她将乘坐最早一班飞往爱尔兰的客机回国。
马圭尔现年66岁,因协助推动北爱尔兰冲突各方达成和平协议,于1976年与贝蒂威廉姆斯同获诺贝尔和平奖。
' />99年得主买欧元不赚不亏
199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蒙代尔拿到当年近100万美元的奖金,着实苦恼了好一阵子。他最后想出的理财计划,也实在没什么创意:先修缮一下自己在意大利图斯查尼的豪宅,再为自己两岁多的儿子尼古拉斯买一匹矮种马,最后把剩下的钱都存入银行。但是,蒙代尔把剩下的钱是以欧元存入银行的,之所以兑换成欧元,是因为这位“欧元之父”长期看好欧元。10年过去了,蒙代尔是赚是赔呢?蒙代尔曾经很认真地回答过媒体的这个提问。他说:“我得到奖金后,将它们兑换成了欧元,那是在2000年9月。开始亏了些钱,不过后来欧元回升又赚了一些,所以总的来说应该算不赚不亏。”
93年得主错失股市良机
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佛利民打理奖金的方法更是平淡无奇。他只是用18万美元的奖金为自己在旧金山买了一幢房子。
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是道格拉斯-诺思与罗伯特-佛格尔。两人用自己的经济学知识判断当时道琼斯指数3700点太高了,不适合买股票,所以他们用奖金买了市政免税债券。但仅仅过了一个月道琼斯指数就攀升到了11000点以上,两位经济大师追悔莫及。
92年得主因汇率“亏”掉奖金
拿到巨额奖金不赚钱也就算了,还有几位经济学家,连钱都没有到手,就“亏”了部分奖金。
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奖金都是以瑞典克朗计。如果在奖金到手前发生汇率变动,获奖者们就可能面临贬值的风险。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芝加哥大学的加里-贝克尔教授就深受其害。加里还没来得及把克朗换成美元以防备汇率波动,就在得奖两个星期后接到一个斯德哥尔摩来的电话,称由于瑞典爆发汇市危机,他的120万美元奖金“缩水”25%,变成90万美元。
还有人奖金被前妻分半
还有理性预期理论的创立者小罗伯特-卢卡斯教授。1989年,他与妻子签订离婚协议时,妻子丽塔认为他获得诺贝尔奖的可能性极大,便让她的律师在离婚协议上加入一条规定——若在1995年10月31日以前获奖,“妻子将分得诺贝尔奖金的50%”。谁料到,卢卡斯真的在那之前获了奖。奖金的一半——30万美元按照协议分给了前妻。媒体揶揄卢卡斯称,卢卡斯的前妻似乎比他本人,更加吃透了理性预期理论的真谛。卢卡斯本人对此事倒显得非常豁达:“得到一半奖金总比什么都没有强。”
' />颁发2010年诺贝尔奖的日子恰好赶上两个值得记忆的日子。35年前的10月9日,安德烈萨哈罗夫院士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20年前的10月15日,苏联的首任和最后一任总统戈尔巴乔夫被授予同样奖项。
如同当年的萨哈罗夫,今年又一位持不同政见者受到褒奖,他就是中国的刘晓波。刘难以领奖,因为他11年的徒刑刚刚开始,罪名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可以说,历史正在重演。萨哈罗夫当时也没有机会亲自到奥斯陆领奖。
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先是用15年走完了从褒奖苏联持不同政见者到褒奖苏共中央总书记这段路,然后游遍世界各地,又回到支持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争取基本人权的斗士”这个原点上,而这些国家并不总是赞同西方的民主概念。
这种看上去迂回曲折的行为方式实际上反映了某种势力在遵循一个坚定的方针。大家可以自己作判断。从奖励萨哈罗夫到奖励戈尔巴乔夫表明,并不是挪威诺贝尔委员会成员为人处世的态度变了,而是国际政治发生了重大变化。苏联从冷战中的竞争者和敌人变成了西方建设性的和肯让步的伙伴,并且温顺地撤离了东欧。戈尔巴乔夫恰恰正是这种退缩的倡导者,柏林墙恰好倒塌,于是就找到了奖励对象。
由挪威议会组建的诺贝尔委员会为什么要有5位智者呢?按照当初的设想,他们应该是脱离国际政治因素和只关心人类永恒价值的权威评议机构的成员。诺贝尔曾在自己的遗嘱中写到,和平奖应该授予为各国人民的团结、消灭奴隶制、减少军队数量和促进达成和平协议作出重大贡献的人。
然而,这些抽象的范畴经受不住严峻现实的碰撞。诺贝尔和平奖一贯被政治化到极致。该奖主宰者的取舍和好恶取决于美国、北约和西欧的态度。这方面的例子很好找,看看刘晓波前面的3个获奖者就足够了。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因研究人类活动引起的全球气候变化造成的后果和制定可能加以防止的措施”而获奖。研究气候变化是重要和有益的事情,但这属于学术领域,它离争取和平要远一些。
芬兰前总统阿赫蒂萨里则是按照北约和欧盟的模式强硬地解决前南斯拉夫问题的组织者。他积极支持轰炸塞尔维亚,是科索沃独立的促成者之一。显然,这个因素与其说导致了和解,不如说导致了巴尔干地区紧张局势的升级。
再说说去年的获奖者美国总统奥巴马。授予他和平奖实在欠妥。当然可以怀疑基辛格、阿拉法特、拉宾等获奖者追求和平的诚意,但不管怎么说,他们都做了与和平有关的具体事情,如签署和平条约或解决冲突的计划等,而奥巴马在获奖时还什么都没干。实际上他是因为基于良好意愿的竞选承诺而预支了奖项。
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对美国这个世界大国采取了前所未有的做法,从而导致议论纷纷。人们认为该委员会没有独立性,其做法毁掉了诺贝尔遗嘱的精神。
将2010年的和平奖授予同中国共产主义政权作斗争的刘晓波完全符合这种“欧洲大西洋战略”。在冷战正酣的时候,诺贝尔委员会大致上也是这样周期性地奖励苏联政权最不妥协和最凶恶的敌人。索尔仁尼琴在197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表面上他是因“遵循俄罗斯文学传统”而获奖,但这种说法令人无法不报以嘲讽。后来在1975年,授予萨哈罗夫和平奖时已不再掩饰政治动机了。
很难说授予中国持不同政见者和平奖是否意味着西方与中国的冷战开始了。不过,毫无疑问,北京将会把这个决定视为不友好的纯政治举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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