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让群众来访反映的问题得到真正解决，官员接访量化用意良好，但并非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唯有把基层接访的工作真正做到位，才能让信访问题不至于导致局部地区的不安。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关于领导干部定期接待群众来访的意见》、《关于中央和国家机关定期组织干部下访的意见》、《关于把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制度化的意见》等三个文件。《关于领导干部定期接待群众来访的意见》指出，市(地、州、盟)党委和政府领导干部，一般每季度安排一天时间接待群众来访。县(市、区、旗)党委书记、县(市、区、旗)长一般每月安排一天时间接待群众来访，乡镇(街道)领导干部要随时接待群众来访。(《南方都市报》4月15日)

这三个文件对一定职位的官员接访次数予以量化的规定，其根本目的，就是旨在通过官员定期接访，及时察觉在基层接访中所未能消解的问题，及时发现一些由于信访渠道不畅而引发的事故隐患。从制度设计的角度而言，官员接访次数的量化是一个进步。

其实，对于官员接访的量化问题，早就有地区进行了尝试。自从争议官员仇和赴昆明担任市委书记之后，便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包括公开领导干部的手机号码与联系方式等等，都引起了公众热议。领导干部联系方式的透明化，也同样是便于公众通过正当途径反映问题，从而最大限度地化解由于信访路径的不畅而引发的诸多社会问题的一种方式。

但对官员接访的影响，也不宜过于高估。犹记得，在评价仇和这一系列的新政产生的积极影响时，有媒体称，仅依靠领导干部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固然是一件好事，但昆明市的所有问题却并不能仅指望仇和一人去亲力亲为亲自解决。这话，若是套用在官员定期接访的新闻上，则应是固然官员定期接访能解决平时可能解决不了的许多难题，但也不能指望官员的接访就能将现行信访渠道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全部化解。

别的不说，级别越高的官员，其一年接访的次数越少，以地市级高官而言，若是按照规定，其每年的接访时间一共是四天，四天就算是满打满算10小时接访，也不过只能面见几百名群众。显然即使是高官的话比基层信访工作者更有力度，他们所能解决的问题也是非常少的，顶多不过是解决一些平时根本解决不了的难题。这一点，昆明市高官的接访已经足以说明问题。

所以，要想让群众来访反映的问题得到真正的解决，官员接访量化的规定用意良好，但却并非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唯有把基层接访的工作真正做到位，使得群众来访的问题绝大多数能在基层解决掉，基层解决为主，高层解决为辅，只有在信访领域中培养起这样的观念与意识，才能让信访的问题不至于导致局部地区的不安。

如果基层信访渠道始终处于不畅的状态，一旦演绎到必须由高官来出面解决的地步时，往往也是矛盾一触即发之时，瓮安事件已经为信访渠道不畅可能导致恶果的一个“典型”。是以，我们诚意期望，两办出台的三个文件能以官员接访量化来倒逼基层信访渠道的畅通，笔者以为，这方是三个文件的终极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