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近举办的法兰克福书展上，作为主宾国的中国专门有“版权服务站”；书展上也签下了多笔版权订单。据报道，书展期间，中国内地出版参展团共签署版权输出3553项，其中合同2417项、意向1136项。又及，11月17日新闻出版总署召开“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专家评审会，对112家出版社提交的311个项目进行初评。该工程包括“中国学术名著系列”和“中国文学名著系列”两大系列。

就在这个时候，著名翻译家杨宪益先生去世了。

这些事看似风马牛不相及，实在前后关联。中国文化“走出去”，需要杨老先生这样的人物。杨宪益和戴乃迭夫妇在中译英领域里，就好比中国两弹一星事业里的钱学森。杨戴二老，或许抵得上311个送评项目两大系列工程。

严格说来，文化推广并不能按照工程思维按部就班招标投标这么办。不然，只会产生豆腐渣文化工程。在“版权交易”的诸多新闻中，有些人对版权输出交易的“丰收”沾沾自喜。可这些交易卖的不是打着Made in China标志，交给货运公司就可以完事的有形产品。我们这里讨论的，是这些文化产品走出去所需的人肉桥梁——翻译。

如中国翻译协会副会长黄友义在《人民日报》撰文所指出的那样，“没有翻译，谈中国文化走出去，谈提高软实力就是句空话。”根据黄先生的说法，中国真正合格的“中译英”人才不足百人，人才的匮乏将导致文化上的“逆差”。

通常情况下，从A语言到B语言的翻译，通常是由以B语言为母语的人士来做，比如英文作品翻译为中文，则由中国人翻译的情况居多，翻译成英文，则由以英文为母语的人士来翻译居多。但是黄先生感慨，找不到合适的外国人来担当此任务，汉学家则产量有限，那么很多中译英的任务，最终还是由中国人自己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