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媒体报道，去年因“石首事件”被免职的湖北石首市委书记和公安局长被问责不到一年即已复出。湖北荆州市委组织部新闻发言人昨日澄清：这一报道失实。根据工作需要，原石首市委书记钟鸣现在荆州纪南城遗址公园项目筹备组负责前期调研工作，到目前为止没有明确任何职务；石首原政法委书记、公安局长唐敦武确实任荆州开发区党委委员，但没有被任命为报道中所称的“荆州开发区副主任”。

刚有媒体报道，马上就来“澄清”，荆州市委的反应速度和工作效率应该赞赏。从目前情况看，也好像颇具“澄清”的效果，除了组织部新闻发言人的澄清，更有作为报道来源的论文作者廖满堂关于“报道严重失实”的声明。但认真探究，所谓媒体报道“失实”、“严重不实”的指责值得商榷。廖满堂立论的依据主要有二：“自己已于2004年2月改任荆州区副县级调研员，并不是荆州区法院现任院长。记者在未采访他本人、未弄清楚真实情况下，报道自己为荆州区法院院长，报道是严重失真的。”很奇怪，相关报道通篇未提及廖满堂原任何职，如果他是从荆州区法院院长一职上卸任，那么记者称之为“法院院长”并非大的失误，更何况这一失误可能缘于论坛的组织者，而众所周知，给官员冠以曾经的最高职位是一种约定俗成的官场习惯；廖满堂认为，那段关于官员复出的话只是自己在上台阐述论文观点时引用的“道听途说的消息”，“(正式)论文中并没有相关文字。”很明显，不论正式论文中如何表述，记者引述、传达的仍然是其原意，“严重失实”又从何说起？

荆州市委组织部发言人的“澄清”内容如果能被证实的话，倒的确表明原报道有欠严谨。原报道称，“钟鸣被任命为荆州市委副秘书长(记者注：正处级)，唐敦武被任命为荆州市开发区副主任(记者注：副处级)，两人复出官场，享受与原级别同样的待遇。”现在据荆州官方的说法，钟鸣只是在一个项目处“负责前期调研工作”，唐敦武则不是“荆州开发区副主任”。然而，从这些内容看，记者也仅仅是不够严谨而已，因为荆州官方没有告诉公众，两位被免官员现在究竟是否在“享受与原级别同样的待遇”，更重要的是，“开发区党委委员”算不算一种任职？依据现有的官场权力结构，记者错将“开发区党委委员”唐敦武说成是“开发区副区长”，以此认定其“复出”，只能说细节有瑕，而判断的基础似乎并无问题。

所谓“澄清”，是使浊者变清，真相从模糊中凸显。以这个标准，我们只能说荆州官方目前的确做了“澄”的工作，但澄之而不清，真相依旧迷离。而这种状况会带来两大恶果也是显而易见的。首先，政府信用不会因一次暧昧的官方“澄清”而得到有效重建。“石首事件”的起因即缘于当地政府的信用不佳，善后处理中又因不守协议大搞秋后算账而使政府信用严重受损，现在则有再遭一次打击的危险；其次，只会加深而非缓解公众在问题官员复出面前愤怒而无奈的情绪。这一点，只要查看一下网友对官方“澄清”报道的跟帖就思之过半了。

问题官员复出总是充满着争议，争议又总是围绕着一种定式而展开，即双方几乎都以关于复出的各种规定作为武器。也许，现在是我们超越这一层面反思官员问责制度的时候了。一个事实是，即使最严格地执行相关规定，问题官员得到的处理也仅仅是伤及了皮毛而已，更不必论规定常常会被架空了。他们所负的责任与其当初拥有的巨大权力比较是否严重不对等？这种结果与其失职造成的恶劣影响和惨重损失比较是否太不协调？如果我们的官员问责制度始终无法让应该负责的人“伤筋动骨”，并以公众看得见的方式得到执行，那么任何苦口婆心总结的教训都会被一次次漠视，就如同“石首事件”继“瓮安事件”之后上演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