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之旅”的背后是一种说不出的无奈2010-07-26从历史上看，生育之旅不过是移民海外的一种新形式。在富裕阶层中比较传统的移民方式，是投资移民。这种方式是通过给意向国投资某个有条件的项目，取得移民资格。但是，这种投资一般都比较大，至少几百万人民币。对于不是一心想到国外发展的一些富人来说，这样的投资并不划算。而相比之下，生育移民成本则低很多，一般十几万人民币就可以搞定。这也是生育之旅为何越来越受欢迎的重要原因。
事实上，不光有人通过生育之旅移民海外，就是在国内也有这种移民现象。前几年，内地富人就非常流行到香港生小孩，也是因为香港的法律规定，在本地出生的小孩将自动取得港籍。有个报道就说，“从2001年到2008年这七年间，内地赴港产子的人数由每年620名增加至2.5万名左右，翻了40倍。”由此不难看出这种移民方式的受欢迎程度。
那么，我们倒是想问问，这些富人何以如此热衷移民海外或香港呢？他们的目的是什么？美国或香港的绿卡又代表了什么？
不妨从一些调查中寻找答案。有调查显示，有些人是因为看好美国的教育移民的，孩子在美国出生，就理所当然成了美国人，于是，在以后的成长教育中，孩子就可以自由地选择美国的学校，而且有了美国国籍念书也相对便宜；也有些人是因为看中美国的生活环境，感觉比较有安全感所以移民；另外也有人是想过另一种生活方式……凡此等等。不过，要享受到以上的诸多好处，无论如何，你都得有美国绿卡，没卡一切免谈。这就是为什么绿卡如此重要的原因。
当然了，无论是投资移民还是生育之旅，都容易牵扯到诸如崇洋媚外、民族主义等问题上。网上就有人认为，这些人是民族败类，富裕后就忘本了，把财富转移到国外，到天堂享福去了。表面上看，这的确是挺伤民族感情的，做个中国人不好吗，干嘛非得做个美国人？！但是，客观上看，现代社会是一个开放的社会，全球化已是大势所趋，所以，自然会有中国人变成美国人，（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也会有）美国人变成中国人。这都是很正常的事。
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应该看到，这些富人之所以移民，他们看重的其实不是那张绿卡，而是那张绿卡背后的诸多福利。而且我们必须承认，这些福利在国内确实得不到足够的保障——至少和发达国家相比是如此。比如我们的教育制度、社会保障、医疗体系等等诸多福利，本身就存在很大的问题，所以，我们应该从这方面进行深刻反思，找出问题所在，最终把问题解决好。如是，我想就不会有那么多人对美国绿卡趋之若鹜了。毕竟，即便是有钱移民到那边了，其实仍然是属于背井离乡，存在着环境陌生、语言不通、文化差异等问题，所以如果这边足够好，也真没几个中国人想到那边去安居乐业。
所以说，“生育之旅”的背后其实是一种说不出的无奈。
' />失败的教育是富豪移民潮的间接推手2010-05-26富豪移民海外，不仅引致巨额资本外逸，更是人才的流失。如何应对，迫在眉睫。
我国的大多数富豪，年龄在五十上下，外语水平相当低下，要适应海外的新环境，尚且多有不便，期待混进人家的主流社会，更是难上加难，更遑论到国外第二次创业了。迈斯林移民公司的执行总监李旭说得很坦率：“在国外，他们基本上挣不到钱，年投资回报率在15%左右，就已经算是暴利了，但是在中国还算是低的。”放着国内的高利润不要，热衷于移民，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毋庸讳言，这中间，有一部分是为了追求新的生活方式，有一部分则因为中国社会对财富“原罪”的追问以及不时引发的“仇富”心态而找不到安全感，然而更多的是对中国教育的失望。身为国企高管的骆军考虑的是正在上幼儿园的女儿加入新加坡国籍的事，他的说法代表了很多富豪的心声：“就是不想让孩子接受国内教育。”
对国内的现行教育模式，富豪们何以如此看不来？有人说，中国的教育事业是摧残人的事业，这当然是夸张，但是，中国的教育模式“培养”出来的人才，整体水平远远不能望西方发达国家之项背，则是不争的事实。每年的代表着世界最高水平的诺贝尔奖评选，对中国人来说，纵使望眼欲穿，也是遥不可及。并不是中国人的天赋不如人，罪魁祸首在教育。在高考指挥棒下，学校成了流水线，按照一定的规格产出的毕业生，一个个俨然应试的机器，想象力创造力丧失殆尽。这样的“人才”，岂能成为国家的栋梁？有条件能让儿女逃离这种教育模式的富豪，岂能不挈妇将雏，移民海外？
面对这种状况，有关部门不思反省，还在继续吹嘘中国教育的成就。去年底，还有主管教育的官员大谈特谈什么“我国的教育是成功的”，罗列出的什么跨越、成就、特色、经验，连篇累牍，就是避而不谈现行教育模式对青少年的摧残。眼睁睁看着望子成龙的富豪们掀起移民潮，不知该官员作何感想？
留下富豪，就是留下财富，留下人才。因此，改善生存环境、投资环境，必不可少，而改变教育观念，更是当务之急。如果有一天，我们的教育主管部门，敢于拍胸脯保证中国的教育能造就世界顶尖人才，那么，富豪的移民潮，也不会如此高涨吧。
' />夹缝中生存的中国富人们2010-05-26探究内地富人海外移民的主因，排在第一、二位的分别是子女教育和寻找安全感。子女教育的原因属于正常原因，而“寻找安全感”则不能不令人反思国内的社会环境。一是国内的投资环境，离法治化和规范化还有不小距离，许多投资渠道限制民营资本进入。二是贫富差距拉大，导致中国社会对财富“原罪”的追问以及不时引发的“仇富”心态也让富人们如坐针毡。如何保护自己的生命财产安全，成为富人们不得不担心的一个问题。
事实上，中国的富人一直以来多数都是夹缝中生存的尴尬群体。一方面，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必须仰仗权力才能生存发展，而现代行政垄断制度，又使他们时时处处面临着巨大的“权力和制度天花板”，无法在市场上实现公平竞争；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社会“腐败”和“富裕”往往有着相当大的重叠（但绝不是全部），因此，中国的富人群体往往被社会底层或愤青群体视为“天下乌鸦一般黑”的仇恨对象，一旦社会矛盾激化，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就会成为权力的祭品和替罪羊，成为权力打击和清算的对象。
因此，及时地“见好就收”甚至逃亡国外，就成了他们迫不得已的生存方式和选择。
实际上，即使对于因仇腐而仇富的人来说，富人的流失是社会的净损失也是穷人的净损失。富豪群体的移民，从现实影响上看，就是中国精英与财富向海外的双重流失。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我们辛辛苦苦，不惜以低工资和环境的巨大污染与破坏为代价引进外资发展经济，但国内富人群体或移民或向国外转移的财富，可能远超于引进外资总额。而反观很多移民国家和地区，不惜以提供良好的教育和低税费为代价，引导世界各国富人向他们移民。
其实质是什么呢？实质是我们牺牲土地和肥料辛辛苦苦种庄稼，等到要收割的时候，却颗颗粒粒都让别人收了去。而即使这些“果实”真的有原罪，公权力难辞其咎。无论是因官员腐败致富，还是权钱交易致富（本质上是权力对市场的管制过多，市场化不够），抑或是行政垄断导致的收入的贫富不均，都有公权力的原罪。
这个问题的本质还在于，社会弥漫的非理性仇富情绪，可以把富人连同他们的财富一起逼向海外“安全地带”，却不能把导致财富不公正不合理分配的公权力逼向海外。
我们这个社会惟一应该时时刻刻强力监督的就是公权力。无论是预防腐败，还是防止权钱交易，还是防止垄断导致不合理财富分配，根源都在公权力本身。
对于富人群体，则应该在法律的框架内，让他们更自律，更安全，更自由。比如，减少行政管制，让富人资本不再匍匐在权力脚下；打破行政垄断，让他们的资本能够自由准入，从而为社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和财富。社会对待富人及其财富有多种方式，最好的方式莫过于让其自由准入各行各业，办学校，办企业，办医院，实现财富社会化；允许其符合人类天性的奢侈品消费；鼓励其慈善事业。最坏的方式，莫过于仇视它，试图剥夺它甚至消灭它，并且把他们连人带财富逼向海外，而后者，又会加剧富人在积累财富时的短期行为，也会进一步加剧社会的腐败。
' />正常的社会该给富人怎样的预期2010-05-25富人为什么选择移民？一位移民加拿大的富人的自述最有代表性：“我选择这条路主要有三个原因：一、国内的投资环境不好，你想投的他不让，他让投的不挣钱；二、各种税费太高；三、现在贫富差距这么大，说不定哪天又要均贫富，太没有安全感了。”
对税负过高的指责和对社会所谓“仇富”心态的担忧，的确是中国富人的流行话语。但这种话语恐怕与事实不乏出入。资料显示，中国的税收呈富少穷多的逆调节态势，经济学家茅于轼等人也说，现行税制实际是累退性质，富人的大部分收入没交税。正是基于这种现状，当下调整收入分配的呼声高涨，但这显然不是“均贫富”，而只不过是要让社会回到正常的轨道上。现在调节还远未启动，富人就开始抱怨税负过高，只能说明他们对生活的预期建立在社会不正常的基础之上。如果仅仅是这方面的预期没有实现就拍屁股走人，也没有什么可惜的。而抱有这种预期的人，即使移民海外，恐怕还会继续失望下去，因为富人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是国际潮流，特别是在一些福利国家，富人的税负远远不是国内的富豪们能够想象的。
用“仇富”来说事有时更像矫情甚至是要挟。越来越多社会精英人士手持绿卡，却仍在国内经营企业或者工作，对此一位移民富豪坦承：“在国外，基本上挣不到钱，年投资回报率在15%左右，就已经算是暴利了，但在中国还算是低的。”这真是一幅意味深长的图景。一方面，富豪们在国内投资收获了“暴利”，也明知自己超常的赢利能力深植于现实的土壤，不忍舍弃；另一方面，却又希望社会永远优待自己，调整国民财富收入差距的呼声乍起，马上惊呼税负太高，指责人们“仇富”，声称要移民海外。这不恰恰表明，社会以往给予他们的优待太多了吗？
富人享有特殊权益的社会是不正常的，这样的时代早该成为历史。但是，一个正常的社会却理应给富人另外的预期，这就是风险可以预测，企业家精神将会受到保护，整个社会体系依据透明的规则运转。在这样的社会里，一个富有企业家精神的人肯定大有可为，因为除了市场因素，他就不必担心某种不确定的风险。这样的社会是鼓励创业鼓励致富的社会，也是一个能够催生富人责任感的社会。
对安全感的渴望是人的本能，社会致力于给富人提供安全感实际是一种多赢，因为富人缺乏安全感的社会，穷人同样也不会有安全感，反之亦然。当下的紧迫问题是，社会该怎样让富人们感到安全？事实证明，贿赂权力，使其化公为私来保证资本的安全是一杯甜蜜的毒药，对权力、资本乃至整个社会都有强烈的腐蚀作用，而且即便暂时获得了安全感，也必然是虚幻而不稳定的。黄光裕从商业奇才堕落为阶下囚，就是最好的例证。黄光裕案折射的与其说是富人的原罪，毋宁说更是社会的病灶。为什么黄光裕们往往习惯于通过和权力联姻来获取安全感？当社会嘲笑他们的时候，是不是应该加紧做点什么？
对一个国家来说，富人过多地选择移民，代表精英和财富的双重流失，而且也意味着这个国家道德资源的削弱。有评论指出，“目前富人移民海外，我们应该反思。要留钱，先留人；要留人，先留心。”“先留心”当然是对的，但如何留心是一个问题。是依靠一时的安抚，就像“爱哭的孩子多给糖吃”一样，还是依靠法治，提供一个公正、公平的施展才华的环境，使其倾力创富、安心享富？答案不言而喻。
' />富人移民海外恐怕并非财富问题2010-05-24上一轮国内富人移民潮出现在2003年前后，当时由于全国出现了针对富人的恶性案件，富豪们无不纷纷为自己安排出路。这次让富人们作出移民决定的，更主要还是国内投资环境的变化，而社会对财富“原罪”的追问以及仇富心态也是富人找不到安全感，转而寻求移民庇佑的根本原因。
客观地说，富人对安全感的惶惑，并不是今天才有的问题。单一把富人缺乏安全感的原因归结为仇富或财富原罪，都是不妥当的。实际上，现实中财富分配的不公，才是人们产生仇富心理的沃土。当人们将对财富分配不公的愤怒转化为对富人阶层的仇恨时，仇富心理便由此滋生。事实上，仇富心理的产生与富人财富来源的合法性、道德形象不佳及责任形象缺失都有一定关联，但社会调节机制一定程度的失灵和财富再分配机制的缺位，在其中更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由于财富再分配机制力度较小，不能起到显著的贫富差距调节作用，这最终使得社会疏导机制出现问题，并导致仇富心态产生。
同时，我们也不能忽略这样一个事实：在当下社会背景中，金钱所带来的“不安全感”绝不仅存在于富豪群体。当脆弱、易碎等名词与白领中产阶层如影随形时，他们难道就拥有对财富的“安全感”吗？
我们无法否认部分富豪的财富“原罪”，可能是致使其缺乏安全感的根本原因，但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还在于，富豪的不安全感其实是整个社会对财富认同度流失的一个缩影，是阶层、群体对财富认同度流失的结果。只是因为富豪的财富过多，他们才最终成了对财富“不安全感”的一个符号和象征。
消除仇富心态，一定程度上讲，主要还是靠富人自己。富人阶层理应成为一个既富裕又不乏同情心，既诚实守信又富有社会责任感的阶层。要知道，人们表面看似仇富，实际只是在仇恨一些非道德行为。亚当·斯密也曾说过：“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众手中，那么它在道义上将是不得人心的，并且有风险的，因为它注定会威胁到社会的稳定。”这其实也是从财富分配机制的角度，对当下富人的不安全感问题进行破解，而非仅通过简单的移民来解决问题。
因此，富豪们因不安全感而移民海外，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其实是社会问题，并非仅仅与财富有关。这实际也呼吁，制度应及早对存在其中的财富分配问题进行改良，而不是一味抱怨富人的财富或只懂得靠移民逃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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