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国际接轨”是官员和专家想起来就说说的，草民们没有出国考察的机会，只能在互联网上道听途说，一般不敢轻言“与国际接轨”。但今天看到的一则新闻，竟发现了其中惊人的相似和不相似：10月20日，对于印度全国城市街头上千万艰苦谋生的小摊贩而言，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这一天，印度最高法院正式作出裁决，禁止政府基于各种行政决策，剥夺街头小贩诚实经营的权利（10月24日《新京报》）。相似的是对小贩的定义，小贩的来源，政府对小贩的态度和小贩面临的困境；不同的是印度最高法院竟然成了小贩的最后靠山。

印度人坦承，“在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街头小贩都是社会底层人员谋生的主要手段，他们也往往成为城市发展过程中利益最容易被侵犯的对象”。不知印度是不是把经济腾飞的中国视为发展中国家，但小贩也是我们社会底层人员谋生的主要手段，并且在城市发展过程中成了利益最容易被侵犯的对象，勇猛的中国城管就是对付小贩的“生力军”。

当然，在这个问题上我不敢“与国际接轨”，因为国情不同，专家学者可以一会儿姓“社”，一会儿姓“资”，草民是不可乱来的。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印度最高法院有否定政府决定的权力，这个权力在中国的宪法里也有。曾经有人试图状告政府，结果无意中制造了一个新罪种——诽谤政府罪，落得个以卵击石、得不偿失的后果。不知印度法院怎么成了小贩的靠山？

在中国，小贩无疑是一帮乌合之众，这在企业工会都成摆设的现实语境下，小贩是不可能有组织的。而在印度，这些小贩们并不孤单，一个全国性维权组织———“印度全国街头小贩联合会”多年来一直代表印度上千万小贩，通过各种途径，向政府表达诉求，维护小商贩的合法权益。这一点我只是说说罢了，中国要是有这样一个组织，不说你是“黑社会”算轻的，至少会给城管大动干戈制造口实，最终自讨苦吃。

从直觉上，我很佩服印度的法官，印度最高法官甘古利起草的判决书写道：“街头叫卖是人们谋生的一项基本权利，政府需要贯彻一项成文法来规范街头小贩，而非打压。”我相信中国法官中也会有这样的思路，但不能表达出来，如果当真说出口，必将会面临“你是为政府说话，还是为小贩说话”的质问，可能会是最后一次“执而不法”了。

我不知道中国有多少小贩，但印度全国目前有超过1000万街头小贩，活跃在孟买、新德里、加尔各答、晨奈、班加罗尔等大城市。绝大部分街头小贩都是贫困的当地居民、失业的产业工人或者来自其他邦的流动民工。这方面和中国的小贩是一样的，而且他们的处境也一样，“在印度传统的社会阶层划分中，街头小贩长期被视为地位较为低下的人群。不少官员和城市居民也认为街头小贩的存在造成了城市秩序的混乱。”而如此相像的两国小贩，命运的结局却有天壤之别。

因为讲法律，印度的法官能说了算。所以当小贩们没有别的选择的时候，就会去叩响最高法院的大门。最高法院给出了明确判决：“不能因为路边摊贩贫穷、无组织，就让他们应享有的这些基本权利处于混乱状态，也不能用不断变化的行政规划来决定他们的基本权利。”“禁止政府基于各种行政决策，剥夺街头小贩诚实经营的权利。”这对中国小贩来说，无疑是天方夜谭。

我不会奢望中国法院成为小贩的靠山，但我希望地方政府能懂得“街头叫卖是人们谋生的一项基本权利，政府需要贯彻一项成文法来规范街头小贩，而非打压”的基本道理，在城市发展过程中，为解决贫困问题作好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