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席哈佛中国论坛期间，由哈佛和MIT中国留学生举办的“中国教育评论”和“北岸”论坛，邀请我参加他们的讨论活动。活动本来准备大家共同讨论三个小时，最后变为我讲一小时，回答问题两小时20分钟，这几乎成为我所做的时间最长的讲座。

在哈佛校园，随便走到哪，都能看到为学生讨论准备的小会议室、活动室，咖啡厅和学生活动中心也是讨论场所，我常在这些地方看到一个小组在一起热烈讨论。而“中国教育评论”周六上午固定活动，从未间断，负责人在活动前把活动消息、安排发给所有学生，每周都和大家一起商议主题。对不少中国留学生，这也成为周六固定“节目”。

我这次讲座，是负责人“见缝插针”安排的，他曾多次与我沟通形式和话题，可见其对平日常规学生活动的用心。在哈佛做交换生的一位学人告诉我，哈佛给他的最深印象就是研讨会，每次研讨的准备需十分充分，包括阅读多少图书，准备讨论问题，一门课要求阅读10本书十分常见。在国内一个学生一学期能选修10门课，在哈佛选修五六门课也会被认为是“大牛人”——哪有那么多时间把要求认真阅读的书读完？与哈佛教学特点对应，其图书馆之多让人咋舌，每个学院都有自己的图书馆，还有各种专业图书馆。上学真是在“读书”。

我的讲座中，提问时间长达两个多小时，而且每个问题都显现出提问者的思考，可见“训练有素”。我国国内大学近年来在倡导大学生的质疑和创新精神，可在国内大学的课堂和讲座中，学生不愿提问却是比较普遍的景象。这与没有讨论、提问的习惯有关。

“听到南科大的改革设想，我们都很振奋，有很多同学说，如果南科大的改革成功，回国就把南科大作为首选。”一位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赶来参加论坛的同学说。在哈佛期间，我被屡次问及南科大的教改，这次哈佛中国论坛上，南科大的改革也是教育改革分论坛的核心议题，朱清时校长参加这一讨论。我由此想到，假如南科大教改不顺利、不理想，这会给海外留学生对中国教改的期盼以多大“打击”呢？进而，未来又会有多少人选择回到国内大学工作呢？

其实，美国学生也特别关注我国的教育改革，哈佛教育学院博士生Andrew Scott Conning的博士论文就选择研究我国的教育改革，他思考的问题是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会否有与西方国家不同的模式。如果有，这种模式是否将由中国文化、价值观念等产生。这种研究相比一些中国大学校长说正在建立“建设一流大学的中国模式”，也许更切中核心。

讲座结束后，我在想，今天我们所谈的教改，不就为了出现这样的学校和这样的学生吗？那教改为什么不借鉴、参考甚至直接“拿来”世界一流大学的办学模式、教育管理制度，却非要自己去探索、走弯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