湛江市9名法官与一个“讼托”合谋结成一条“休戚与共”的利益链，通过法官快速立案、快速审判、快速执行的经营套路，“讼托”得到巨额回报的同时，法官也依据执行标的额度得到2%～7%的“业务提成”，9名法官因此被拉下水。

法官腐败，是弄脏“水源”的腐败，为法治社会最不能容忍，可是常入“鲍鱼之肆”，公众也就渐渐有了“免疫力”。即便如此，本案仍不免让人错愕不已，与那些特征明显的贪赃枉法犯罪行为不同的是，它的一切利益勾兑都在“合法”的外衣下完成，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其腐败更具隐蔽性与迷惑性。

纵观这些法官办的案子，用法律术语来说，可谓“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处罚适当”，并不存在常见的“葫芦官判葫芦案”现象。如此，原告为何不愿意走正常途径，心甘情愿被敲骨吸髓的“讼托”吞掉一大截？2002年4月湛江第二运输公司状告荣湛公司支付违约欠款案，最后执行所得约900万元，“讼托”就截流了500万元。俗话有道，“有头发谁愿意当瘌痢”，如果不走“偏门”，别说900万元，湛江第二运输公司恐怕连可怜的400万元也要不到！湛江“讼托案”，再揭法院“执行难”疮疤。

活在当下，谁都知道，上法庭，打官司，不容易。有时打的不仅是事实，也有关系与实力，赢已经不简单了，可判决书上的输赢只是双方较量的第一回合，对于民事诉讼来说，更加艰难、更见实力的较量还在判决的执行上。普遍存在的“执行难”，让判决书成为“法律白条”，极大地提高了诉讼风险，甚至让输赢变得毫无意义。正因如此，各类与执行有关的“掮客”、“托儿”应运而生。

数据显示，从2008年11月至2009年10月，近一年的集中清理执行积案活动,全国总共办理33万起长期无法执行的案件，执结标的额约3430亿元。硬币的另一面，“执行难”由此窥斑见豹。最高法新闻发言人也曾公开感叹执行“五难”：被执行人难找、被执行财产难寻、应执行财产难动、协助执行人难求、特殊主体难碰。湛江“讼托案”却让公众疑惑，执行真的很难吗？不一定，执行难不难，要看法官有没有“积极性”。利字当头，他们热情高涨，再难啃的“骨头”他们也能啃下来。

在把切“执行难”成因时，有识之士从内部到外部、从法律体系到司法体制、从经济到社会……诸多条陈，林林总总。制度迷信者总是对司法体制改革情有独钟，而对制度的执行者——法官行为少有论及。必须承认，在“执行难”问题上，存在制度设计缺陷、供给不足，譬如尚无独立的《强制执行法》，《民事诉讼法》对于执行的相关规定失于简单、笼统，缺乏可操作性；法官行为不端也难辞其咎，主要表现在“选择性执法”：“不作为”或“乱作为”。无利不起早，懒得去执行，有财产不去查封，或查封后不按规定进行评估，评估之后不按规定拍卖，是为“不作为”；利益当前，违法查封、违法变更追加当事人、违法评估、违法拍卖、违法处分，是为“乱作为”。湛江“讼托案”涉案法官，显然属于后者。

作为反面教材，湛江“讼托案”给了我们有益的启迪，破解民事诉讼中的“执行难”，除了着眼法律体系，还应对执行法官的主观能动性予以更多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