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家鑫杀人案一审已宣判：药犯故意杀人罪，死刑；同时赔偿受害人张妙家庭4.5万元。死刑是公众期待的结果，但4.5万元的刑事附带民事赔偿结果被认为数额太低，很多人无法接受。目前，受害方代理人已公开表示放弃赔偿金，也放弃上诉。

在这个正义实现的当口，我们且将义愤搁置，冷静思考一下能为本案的受害者做些什么，能为那些没能得到足额赔偿的刑事案件受害者做些什么。

首先，我国刑事赔偿的法定标准偏低，药家鑫案的4.5万元赔偿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不同于普通的民事诉讼，其赔偿范围要比后者小得多，仅限于犯罪行为造成的物质损失。原告方提出的30万元精神损害赔偿，因不属于“物质损失”于法无据，被法院驳回。又由于张妙的父母未年满60岁，不属“丧失劳动能力且无生活来源”的法定赔偿范畴，赡养费的诉讼请求也被驳回。最后被法院认可的只有两笔索赔：丧葬费1.5万元、死者儿子的抚养费3万元，共计4.5万元。这是合法的判决，却留下了深深的遗憾。

其次，我国刑事案件的赔偿率本来就偏低，刑事案件中附带民事案件的被告，也就是凶手，往往经济条件很差，没有赔偿能力，导致法院判决的赔偿无法到位，形成“空判”。拿本案来说，药家鑫已年满18岁，应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其父母没有赔偿的义务。但他又是一名在校大学生，没什么积蓄，不要说天价赔偿，就是法院判决的4.5万元，都难执行到位。

以上两条是相当普遍的问题，不独本案如此。那么，如何解决张妙家这样的现实困难呢？无非两条，一是国家救助，一是民间救助。

国家救助主要有两种，司法救助和民政救济。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关于对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予以司法救助的规定》。2009年最高法再次发文，将司法救助的内涵从减免诉讼费扩展到刑事被害人的国家救助。目前，我国江苏无锡、四川等地都展开了试点。客观地说，张妙家虽然困难，但未必属于司法救助的范畴；再者，司法救助本身还在试点，且从性质上说是救济，不是赔偿，数量上也不可能有太高期待。

那么民政救济又如何呢？从个案层面上说，张妙家受到了严重伤害，应得救济；但从社会公平上来说，还有比张妙家更困难的家庭，他们应优先得到救济。既定的民政原则，不能随舆论的关注而变化。

可见，受制于公共财政的稀缺性以及保证分配公平性的难度，对张妙家得到国家救助，不能抱太高期望。那么，药家鑫案的善后，就需要你我的努力，以民间力量帮助张妙一家。这包括公民的个人捐款、媒体介入，以及非政府组织的专业救助，以让受害者不受到二次伤害，并能感受到社会的温暖。

已有人做出表率。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执行院长傅蔚冈博士近日发微博承诺，网友转一次该条微博，他就向张妙家庭捐出1元钱，截至4月23日凌晨1点，傅的微博已被转发30万余次。与此同时，《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周斌也在募集善款，筹建张妙孩子的成长基金……

这让我们看到民间爱的力量、正义的行动。法律是冷峻的，正义却是温暖的。药家鑫以极端的凶残伤害了整个社会，但我们却须以爱治愈这道伤口，要用爱温暖被伤害的家庭——不仅是张妙家，还包括未受舆论关注的其他刑事案件受害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