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山启动第四批荣誉市民的评选授荣工作，规定在佛山捐助500万港元以上，或投资3000万美元，或为佛山招商引资做出突出贡献的港澳台同胞、华侨及外国人士，有资格申报授予“佛山市荣誉市民称号”。三个条件，均与经济挂钩，无怪乎市民质疑有钱才能当上。（《广州日报》5月11日）

“荣誉市民”享有多项优惠待遇，又是个尊贵的称号，当然不能随便授予。而地方政府希望细化操作流程，金钱作为筛选标准，确实是个不错的选择。但，是标准不等于唯一标准。“荣誉市民”是饱含崇高社会意义的称号，仅从金钱角度标注其资格，过于庸俗，降低了这一称号应有的社会高度。

“荣誉”，是指由于成就和地位而得到广为流传的名誉和尊荣。尽管现实语境下，地位乃至成就，常常与一个人获得或拥有金钱的能力成正比，但主流价值观中，仍然没给它们划上等号。这是因为，还有很多成就和地位的取得，并不是靠金钱完成的。就比如报道中市民觉得义工傅宝珠应该获得此称号一样，长期在高明麻风病村进行志愿服，“虽然没有捐什么钱，但她的精神感动了无数的佛山人”。可惜，普通佛山市民都懂得的道理，于当地政府来说，却因对城市经济发展指标的追逐，而迷失了应有的认知。

如果一个城市的管理者，仅仅以经济门槛来衡量个人的贡献和诠释“荣誉”的含义，那这个城市多少给人太过现实的冰冷感觉，少了温暖人心的人情味。不可否认，给城市带来巨额投资和经济收益，是一种巨大的贡献，但就像获得香港大学“荣誉院士”称号的82岁扫地老太袁苏妹，贡献也可能是一种长期的、默默无闻的工作，它或许不能带来直接的巨额经济收益，无法让标注城市经济指标的那些数字产生些许变化，但这些工作就像港大对袁苏妹的评价那样，是在用一个人的生命影响众人的生命，以致让我们“不敢忘记”。

现实生活中，我们的城市从来就不缺乏前者，而恰恰是后者显得更为稀缺。如果说，荣誉称号应该代表这个时代所倡导的方向和价值观，那显然，对后者的倡导比前者更为迫切。可如果，一个城市的“ 荣誉市民”评选仅面向有钱人，那无疑是在政府层面向社会强化一种拜金文化，而这种导致社会风气和道德标准异化的文化，显然更是应该由政府出面予以纠正和约束的。

不止是佛山，国内不少城市的“荣誉市民”评选，都体现出这种权力媚钱的倾向。我们可以理解，城市管理者对经济飞速发展的渴望，毕竟，这也是最容易予以评价的政绩指标。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倾向就是正常的，也因此，才有了市民的质疑。而如何回应市民的质疑，其实不仅体现的是一种行政智慧，更是一种行政伦理。我想，不将对城市的贡献险隘地局限于经济范畴，应是这种伦理的基本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