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韩群凤亲手溺死了自己的双胞胎儿子。她曾是某银行大堂经理，为照顾因早产而脑瘫的两个儿子，不得不辞职在家，耗尽家财为儿治病。13年，这个家连房租都快负担不起。可两个儿子的大小便仍不能自理。2010年11月20日晚，她溺毙了双子后服毒欲自尽。可儿子死了，自己却被医生救活。(《南方都市报》 5月16日)

这是一个悲情的故事，十三年前，两个婴儿的一声啼哭不但没能给这个家庭带来丝丝欢愉，反而成了他们痛苦梦魇的开始；这也是一个让人无奈甚至生恨的故事，两个鲜活的生命，就在母亲的“毒手”下与这个世界阴阳两隔。或许，他们还没有来得及喊一声妈妈，还没来得及叫一句可亲可敬的爸爸，就不得不和这个世界说声“再见”。

母亲韩群凤是可怜的。这么多年，两个脑瘫孩子带给她的苦与痛，带给她的伤与悲，或许只有她自己最清楚。孩子的每一声啼哭、孩子的每一次蹒跚学步、以及每一次带着孩子去寻医问药，这些，都应该是她心头挥之不去的记忆。十三年来，默默地打理着这个“风雨飘零”的家，或许，她早已经累了。一次次地从希望之巅跌落至失望之谷，那撕心裂肺的疼痛、那粉身碎骨的创伤，岂是一个女子能担待的。或许，同归于尽，是韩群凤绝望之后最无奈的选择。

然而，虎毒不食子，韩群凤在剥脱孩子生命的同时也丧失了一个母亲最基本的人格品性，她更是可恨的。纵然，两个孩子的出生给这个家庭带来了无以言说的“灾难”，给了他们无尽的“折磨”，但这并不能成为她剥脱孩子生的理由。孩子是无辜的，何况他们的病并不被他们自己所左右。

悲剧至此，韩群凤当反思。但是，我们这个社会，就没有责任了吗？如果我们的社会保障体系再完善一点，我们的医疗制度覆盖面再广一点，我们的社会志愿工作再细致一点，或许，两个脑瘫儿童就不至于沦落至“溺死”的下场。悲剧的根源，更大程度的还在于我们这个社会选择性失明，没有给这个家庭及时有效的关怀，让他们在不堪承受的生命之重面前选择了“放弃”，这是整个社会的悲哀。

其实，我们大可以学习国外在处理此类事件的成熟经验。在新加坡，早在1990年就实施了“大病计划”，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完善，这项计划惠及了该国绝大部分群众，包括此类儿童。我国虽然在2009年儿童大病救助项目已经达到64个，但是起步晚、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导致一部分儿童享受不到这份“待遇”。在志愿服务方面，国外对这些儿童更是“关爱有加”。每周有专门的义工带他们出去放风，有专门的组织对它们进行义务辅导，有专门的义务工作者对他们进行心理疏导，社会并没有将他们抛弃，他们生活在一个和谐友爱的环境里，其乐融融。

而反观我国在这些方面所做的努力，几乎一片空白，或许这才是这位母亲真正的可怜之处。曾有论者指出：“善行与义举，是一个民族文明的根基、伦理的标尺，是一个国家健康的标志、有序的佐证。”，但愿我们能从此事件中吸取教训 ，为整个社会构建一个爱的家园。也但愿，此类悲剧不要再次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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