鞭炮起初用于驱魔避邪，后多用于喜庆场合。鞭炮成为一种“武器”，不知是否始于现代。电影《地道战》中鬼子进村了，为吓唬或诱惑敌人，点上一串鞭炮，于是鬼子作惊恐状四下逃窜。据说前些年在豫南农村，村民发现有贼进村盗抢，也会放鞭炮造势并群起围堵，屡试不爽。再往后听说在一些山区，“护秋”的农民以放鞭炮驱赶糟蹋庄稼的野猪。

在某些特定境况下，放鞭炮成为承载民间智慧的一个“土办法”。办法土是土，在无管用的新办法时它常常会被拿来一用。新华社报道说，在河北香河县农村，政府违规圈占耕地很厉害，农民们天天跑到自家地里看护，一遇工作组进村征地，就以放鞭炮为号，召集村民护地，有时人数高达上百人。

近年来，社会底层维权行动趋于公开性与多样性。香河农民以放鞭炮的办法“抱团”护地，让我们捕捉到征地事件中农民维权活动另样一番鲜活的图景。此举代表弱势农民的诉求表达，警示一些政府官员不能置百姓利益于不顾。这种相对温和的办法也是做给公众看的，他们不过以一种看似招摇且不乏黑色幽默的方式，企望争取围观者的支持和同情。

这与广东化州农民在违建校舍内“煮”锄头“吃”泥土，抗议政府租地行为；与湖北武汉市农民在自己的承包地里搭“炮楼”，自制火炮打退拆迁队，有异曲同工之妙。其共同点是在合法土地权益无法获得司法救济或行政救济后，通过一种貌似娱乐的方式进行抗争。他们都不是什么“娱乐秀”，“煮”锄头、搭“炮楼”、放鞭炮是同根生的枝杈，这个根就是农民对自身权益受到侵犯后的维权抗争。

与行为艺术家打着艺术的旗号，以夸张、反常态的表现形式吸引观众不同的是，香河县农民所进行的“行为艺术”不是为了哗众取宠，娱乐大众，而是为了争取他们最基本的权利。鞭炮鸣响之前，农民不愿退地，铲车和一大帮手带镐耙的工作队员将地里的小麦、韭菜全部推平、埋掉；部分村民深夜常被不明身份人员砸门敲窗，逼着签土地“流转”协议。这种掠夺式的租地怕是激起农民的怨怼久矣。

香河的农民有无上访，报道没有提及，按说一定是有的。“4口人仅有3亩多口粮田，全家人都指望它生活，现在被征用，一亩地只给1200元租金”，被逼到这步田地，以现行的法律和法规为框架和底线的上访，作为农民维权的常态，当地村民当然会一试的。当农民穷尽正常渠道维权却一无所得时，除了以燃放鞭炮的另类形式，释放对“强政府，弱社会”格局下利益受损的不满和愤怒，他们还能怎么做呢？

在香河县强行租地事件中，基层政府、村干部、村民三方对弈者是两两对立与合作的复杂关系，一开始的“三缺一”就决定了非均衡抗争局面。在香河，弱者是自己可用的身份抗争武器，依法抗争和以法抗争是外部资源抗争武器。不管何种策略选择，对于村民而言均注定以失败告终。放鞭炮式的无效表达，不过是一个有过程无结果的情绪释放过程。换言之，种种现有制度设计和安排以及农民可支配资源的缺乏，使得农民维权行动终究只是一种“情感行动”。

因此，可以把农民为了争取自己的权利而“煮”锄头、搭“炮楼”、放鞭炮这类维权抗争行为，归结为美国著名学者詹姆斯·斯科特提出的“弱者的武器”。他认为“农民很少会在税收、耕作模式、发展政策或繁琐的新法律等问题上去冒险与当局直接对抗；他们更可能通过不合作、偷懒和欺骗去蚕食这些政策”。按照斯科特的说法，在传统农村里，农民为自己提供保障的能力非常有限，因此需要一种“集体的保障力量”。

对于香河县农民放鞭炮这种貌似娱乐的维权，我们读出了其背后的反讽意蕴。民意的表达有多种形式，任何一种无效的民意表达都可能引发某些实质上的“变异”。前些时候一些地方发生的一系列群体性事件，无不缘于民意积怨过深而长期得不到纾解。开启一条有序的公民权利表达路径，让合理诉求都能进入有效的保障体系，任何理智的人都会倾向于选择成本较小的手段。只有日常的手段失灵时，极端的表达方式才会成为选项。（肖亚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