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则新闻引人关注：云南“赛家鑫”案即将再审。据说是云南省人民检察院认为，对这个以极其残忍手段奸杀前女友并摔死其幼弟的被告李昌奎，该省高院“量刑偏轻”，建议再审。

原本倾斜的正义之秤终于有了外力介入。犹记当初，对于这一令公众倒吸一口寒气的凶案，以及令世人大跌眼镜的终审判决，面对汹涌而来的质疑，云南高院最初的态度是不容商量的，该院副院长田成有更是对记者大谈“不能以公众狂欢的方式杀人”，并声称此案“10年后肯定是一个标杆”。一语成名，田副院长从此得了个“田标杆”的花名。

此案再审，结果有待观望，但“再审”程序的启动，多少表明了一种被迫的让步。而这种戏剧化的转机，也带给了我们更多反思——为何在一些法律界人士的潜意识中，法律与民意总是矛盾的？而且民意总是“非理性”的代名词？当某些时候我们的法律竟然可以在最基本的是非判断上、在最基本的惩罚标准上与绝大多数公众背道而驰，我们又该责怪谁？

这就要溯本寻源。法律的本质什么？根本上说，“法即人情”，是一种更严厉形态的“约定俗成”。法律的最基本原则是什么？显然，对现实公平正义的强调，远远重过某些哗众取宠的超前概念。因此，法律必然是“今天”之法、“现世”之法。墨守成规，会被时代抛弃；过于超前，则会被现实抛弃。然而遗憾的是，现实中有一些法律及其执行者，有时是远远跟不上时代、对数十年前的个别条文抱残守缺；有时是罔顾现实而过于超前，与99.9%的社会公众的判断大相径庭。不客气地说，前一种属于“法治不作为”，后一种则是“法治乱作为”，二者同样贻害巨大。

一次不公正的审判，其恶果超过十次犯罪。云南高院在此前的终审判决中，将一审已经判死的李昌奎改判 “死缓”、抢救了回来，并口口声声称是顺应减少死刑的大趋势，殊不知，这样的“刀下留人”，不仅可能对社会秩序形成极大的潜在扰乱，更是对最高法“少杀慎杀”理念的机械理解甚至曲解。我国虽然没有实行判例法，但在司法界以及社会公众的心理层面，“隐性判例”很大程度上却是事实存在的。

一些司法领域的官员真该好好琢磨琢磨“拜人民为师”的深刻内涵。民意有时固然有其偏激、随意的一面，但抛开情绪和言语上的非理性成分，无数个体所形成的民意，在“内核”上仍然是理性的，是基于现实的常识判断。从八刀捅死被撞者的药家鑫案，到连杀10人并将情敌剖心炒食的邱兴华案，再到被不合理制度诱导犯罪的许霆案、迫于生活重压溺死脑瘫儿的韩群凤案……稍作梳理便可看出，到目前为止，在多数得以公开的案件中，民意与法律公平正义准则是基本一致的；而且，让我们犹感庆幸的是，不少本来极可能出现不公判决的案件，正是因为民意的介入与呼吁，最终得到了矫正。毫不夸张地说，正是“汹汹民意”，充当了法律底线的强大“防火墙”和“矫正器”。因此，“舆论审判”、“暴民审判”之类的说法，早已和“不明真相的群众”一样不合时宜，还是“少说慎说”为妙。

云南李昌奎案重审，多少会让云南高院有些尴尬，但尴尬总比无视法理、民意和基本是非强多了。子曰，过则勿惮改，云南高院这次能否吸取教训、做得更好，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