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伍皓“微改革”不必求全责备

其实，伍皓自曝车牌，与此前一些地方的公车改革试验一样，都表明了体制内呼应改革的愿望。个人愿望固然单薄，但也表达了一种立场。这种立场表明，公车改革存在社会愿望与体制愿望的交集点，这种交集是一项系统性改革必须具备的前提。有了这个交集，才可能有稳妥而高质量的顶层设计。顶层设计，不应是高高在上的文本设置，而应具有接地气并能得到响应的现实底色。

从这个角度说，伍皓是不是有资格坐专车，是否把公车当专车用，并非关键所在。涉及体制层面的系统性改革，都不是实验室实验。实验室实验，可以追求高标准的纯净的实验环境，而公车改革，说到底是官场利益和官场惯性的重新调整和适应，求全责备，只会分流主动改革的意愿，造成改革成本的增大，而不会带来实质性的改进。

在一般概念里，恶猜公权，固然可称作将权力关进笼子里的思维前提，但是，不能恶猜那些愿意改革之举，无论是叫微改革还是其他。即使这种举动不那么完满，却也是值得呵护的萌芽。

本报特约评论员徐立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