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以人为本推进城镇化建设

据《半月谈》报道，城镇化在不少地方如火如荼，一些地方取消了城乡户口登记，一些地方却又悄然出现了户籍“非转农”现象。这种“非转农”主要发生在经济较发达地区。其实，这不是什么新现象，在经济较发达地区，土地价值高涨，谁拥有了土地，谁就拥有了财富。既然土地可以带来财富，而农业户口能够参与集体土地收益分配，“非转农”也就应运而生了。

无论是“非转农”还是“农转非”，都能够看见朴素的经济人理性在发挥作用。在城乡二元差距较大的年代，“农转非”意味着鲤鱼跳龙门，从此可以吃上“商品粮”，不用负担“三提五统”，享受市民待遇，也因此“商品粮”户口在市场上具备了交易价值。在当时，要想摆脱“农字号”身份，无外乎参军提干、考上大学，或是进入政府、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工作等。这是在工农业剪刀差、城乡二元格局下的户口差异所带来的农民选择。

但是，时代已经变了。笔者认为至少有三大变化。第一个变化是农业税负大大降低。自2003年中央全面免除农业税以后，农民负担大幅减少，千多年的皇粮国税从此成为历史，种粮甚至还有补贴。第二个变化是发达地区和地段的土地市场价值迅速提升。一些大城市由于经济起飞，土地资源日渐稀缺，农民所掌握的土地具备了市场兑换价值，“地租”变成了部分发达地区农民的重要收入来源，农民已经“洗脚上田”，成为了城镇化、工业化扩张的利益分享者。第三个变化是土地保障功能更为重要。即便在欠发达地区，伴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土地价值也在上升，只不过这种上涨的速度较慢，而城市生活成本高，房价高昂，农民在城市扎根不易，这就使他们对农村土地的重视程度大为提高，土地成了他们心目中的最后保障。

基于以上三个变化，“土地红利”应运而生。在城乡二元差距较大的时代，土地意味着各种税赋和低收入，但在城市化、城镇化加速推进的时代，加上农村公共服务水准的提升，城乡二元差距正在缩小，基于土地的产出却增加较快，或者即使暂时未增加，但具备了可预期的前景，因而这种“土地红利”令农民在选择身份属性时，会斟酌再三。经济发达地区一些大学生要求将因上学转出的户口转回农村，无外乎就是要争取能够分享农业户口所带来的“土地红利”。一项针对全国的调查也显示，有75％以上的进城农民并不愿意放弃农业户口。这也说明，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农转非”的民意基础较之以往，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然而，国家早就有规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也就是说“农转非”后既能享受城市水准的公共服务，还能够继续持有土地承包权。看起来双赢，可为什么不少农民仍不愿意放弃农业户口？原因在于具体地区、具体政策的不同。一些地区搞城镇化，还是在打农民土地的主意，以土地换住房、土地换保障等层出不穷。若仅仅是为了城镇化而城镇化，不去充分考虑农民的利益与主张，农民在城市里无法安身立命，无法找到适应现代化的生活方式、生存技能，那么，“农转非”所带来的风险是存在的，容易异化成一种针对农民利益的侵害。这从来都不是推动城镇化的政策初衷。城镇化的本意是要让农民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让人民生活得更加体面而有尊严，绝不是以此为借口来与农民争利。因此，必须高度警惕城镇化过程中的异化行为，把尊重农民意愿摆在重要位置，把保障农民的根本利益放在心上，才能顺利开展城镇化工作。

推进城镇化，有助于农村大发展，但要讲“人”，坚持以人为本，城镇化进程才是良性的、健康的康庄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