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革命”的必要和可能

出路：一场现代的“文体革命”

当下纯文学小说存在的严重缺陷是，两头都不靠，既不能像类型小说那样吸引大量普通读者，又不能纯粹到以高品质获得年轻知识分子或人文爱好者的青睐。纯文学作家们以陈旧的笔法，写着看似现代性的小说，而距离真正的“现代性”他们还很遥远。上世纪80年代末出现的先锋小说，学习卡夫卡、马尔克斯等西方现代派小说大师的表现技法，若是能将先锋意识融化到本土文化和生活经验的血液中去，说不定今天会出现中国式的现代派小说大家。遗憾的是，这样一种先锋意识和精神，未及扎根就因水土不服而迅速地萎缩了，剩下一些皮毛似的“变形”“魔幻”，还在被今天的小说家当作时髦的道具经常运用。

在我看来，纯文学一路的当代长篇小说要想与类型小说、影视作品抗衡，争取到自己的一席之地，迫切需要摆脱当前这种两头不靠的状态，需要通过一场现代的“文体革命”重树自身的精神高度，重获蓬勃生机。至于如何“现代”，如何“革命”，见仁见智，我没有能力开出作家、专家、读者都一致认同的药方，但在思考这一问题时，我几乎同时想到了卡夫卡和中国古代诗学中的某些理念。

卡夫卡的《变形记》或许是最早意识到西方工业化给人性带来异变的现代派小说。这部篇幅不长的小说，其思想含量和信息量之丰富，被无数学者、作家从不同角度不断地阐释，以至于研究《变形记》的文章，要超过小说字数的成千上万倍。法国哲学家加缪说：“《变形记》实则是一部明察秋毫的伦理学的惊人画卷，但它也是人在发觉自己一下子变成动物时所经验的那种骇异感的产物。这种基本的双重意义就是卡夫卡的秘密所在。自然性与非常性之间、个性与普遍性之间、悲剧性与日常性之间、荒诞性与逻辑性之间的这种持续不断的抵消作用，贯穿着他的全部作品，并赋予它反响与意义。”叶廷芳在论述西方文学的趋势性特征时，第一条就明示：“哲学与文学紧密交融，甚至‘联姻’。”“伟大的文学家也是伟大的哲学家”几乎成为西方小说大师的共识。

我们再来看中国古代诗学中的某些重要理念。它们并不因为年代久远而失去现代性的意义。文学的精神，有些从古到今是一脉相承的。清代诗学家叶燮在《原诗》中认为，“诗人之本”有四——“才”“胆”“识”“力”，“大凡人无才则心思不出，无胆则笔墨萎缩，无识则不能取舍，无力则不能自成一家”。在这四个字中，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识”，“识”就是作家把握生活的洞察力和思想穿透力，而这也是中国当代小说最缺乏的。如果说传统章回小说的内在驱动力是故事情节的因果逻辑链，那么现代小说的内在驱动力则是对生活的感悟和思想穿透力。如果一部小说，既无类似《水浒传》《三国演义》那样的故事情节的内在逻辑链，又无类似卡夫卡《变形记》这样的思想穿透力，而是在小说中堆积大量琐碎的生活细节，随心所欲地让人物忽上忽下，在表层感觉描述上繁复得令人窒息，这样的小说有什么意义呢？琐碎的生活细节和繁复的感觉描述，如果无思想力的支撑，就成了无所依傍的一地鸡毛。我们既看不到好的故事，又感受不到表象的言外之意，这样的小说既非传统也非现代，被读者抛弃是必然的。

我理想中的现代小说，应该是既充满生活的质感，同时又具有作家独特的思想发现，让人反复咀嚼、回味不尽的“新启蒙小说”。它应该不拒绝吸收一切可以用来表达思想的小说技法。它的文字应该既简练又含蓄。一切与思想无关的风花雪月、柴米油盐尽可删去。它不是对流行口号的概念化图解，而是来自作家对生活的深刻洞察和思索。有思想力的小说家，再复杂的现实也会成为他显微镜下解剖的标本；无思想力的小说家，面对再简单的现实，也会感到无从言说的乏力。期待有越来越多这样的文本，再续小说家族在当代中国文学界的尊严，让我们享受到不同于影视剧的文字启迪心智的厚重思想和隽永魅力。我相信，读者是公正的，他们不会轻易地把那个本应属于一个民族精神高地的“一席之地”用推土机野蛮地推平，当然更不会轻易地让那个宝贵的“一席之地”成为垃圾的堆积场。

（作者为《文学报》原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