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银行”能否让道德之花盛开

近日，现年63岁的朱幼萍从四川自贡市某社区工作人员手里接过了一桶食用油。但这桶油并不是由传统意义上的货币或者其他普通劳动所得，而是从一本深红色的存折“兑换”而来。存折上面存的不是金钱，却是朱幼萍从今年1月份以来参加小区义务巡逻、帮助残疾人做卫生、在社区老体协活动室值班等兑换存下的“道德币”。

“道德银行”实现利他与利己良性互动

杨朝清

今年1月份，四川自贡沿滩新城龙湖远达社区，设立了社区“道德银行”。居民可以把在社区的优秀道德行为兑换成一定的积分，量化而成“道德币”存入个人账户，而后凭账户内的道德资产，可以拿来争先评优、兑换奖品和换取服务。目前，这家“道德银行”已经有接近1000人开户，长期活跃储户达数百人。

在人们的刻板印象中，“道德”是一种无私奉献、不求回报的利他主义行为，“银行”则是一个投资理财、追名逐利的利己主义场所；从概念上看，二者并不搭界，本应秋毫无犯。然而，“道德银行”却突破了人们的固化思维，将原本“井水不犯河水”的元素勾连在一起。

事实上，“道德银行”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早在2001年，湖南长沙市一社区就出现了全国第一家“道德银行”。此后，“道德银行”如雨后春笋散布在许多角落：辽宁沈阳市一小学开设“道德银行”，“帮爸爸洗脚”存存折；浙江余姚市建立“道德银行”，农户抵押诚信可贷50万元；江苏苏州市出现“道德银行”，用来激励志愿服务和社会公益活动。

由于话题的公共性，“道德银行”在引发人们关注的同时自然也引起了争议。在自愿还是强制的模糊边界里，在定量还是定性的复杂关系中，公众的纠结点，显然并不是质疑其动机，而是担心“道德银行”进入“初衷良好，方法僵化，结果差强人意”的治理怪圈。“道德银行”的症结，归根结底，就在于如何把握利己与利他的关系。

在过往的叙事中，利己与利他通常被视为对立的两极。究其原因，一方面，我们对利他行为有着纯洁完美的道德眷念；另一方面，我们对利己主义有着“过犹不及”的矫枉过正，催生出极端利己主义的“恶果”。在这样的语境下，利己与利他就是一种“有你没我、你得我失”的零和博弈。

道德作为一种公共产品，有可能陷入“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的尴尬之中。而为了克服这种“搭便车困境”，“让好人好事不白干”的选择性激励就发挥了重要作用。“道德银行”与市场化的“积分兑换”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它不是单纯的商品交易，而是一种对爱心善举的回应与补偿，具有符号效应和示范作用。

一个理想的社会，理应让好心人得到更多的尊重与支持。建立“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选择性激励制度，实现利己与利他的平衡，在服务他人中实现自我，在自我完善中造福社会，才是文明社会的应有图景。就此而言，面对“道德银行”，人们不妨摘掉“有色眼镜”，少一些傲慢与偏见，多一些认同与参与。

不要忽视“道德银行”的腐蚀效应

乔杉

这种“道德银行”，在很多城市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而且，几乎每一个城市，都把“道德银行”当成道德风景，当成文明创举大肆宣扬。在官方介绍中，“道德银行”很受市民欢迎，取得了不小效果。

首先表明一个观点，我并不反对道德激励，而且一直坚定地认为，道德是罚出来的，也是奖出来的。我们目前在道德建设上，存在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没有形成一个分层次的全覆盖的荣誉体系。如果有那么一天，我们大力推进道德荣誉体系建设，让每一个作出贡献的人，都得到肯定，脸上有光，一如明月周围呈现出的美丽光环，会形成强烈的“月华效应”，定能吸引带动更多人向上向善。

但是，不能把奖励狭义化、物质化，不能认为只有物质的才是奖励，而忽视精神奖励的作用。而且，有些奖励，反而是精神的更为有用。勉强物质化，有可能产生负面效果。

两位以色列的经济学家曾经做过一个试验。在一年的“捐赠日”，他们组织了三个小组的高中生上街募捐。第一组纯道德，没有任何奖励；第二组，奖励募捐数额的1%；第三组，奖励募捐数额的10%。当然，这笔奖励是另外筹集来的。结果发现，没有酬劳的那组学生，他们募捐最多，比那些获得1%募捐额的学生多55%。主持该项研究的学者得出结论：如果你打算用金钱去激励人们，“要么给予足够多的钱，要么一分钱都不给”。从这一调查中，美国伦理学教授桑德尔则读出了金钱的腐蚀效应。在《金钱不能买什么》中，桑德尔认为，物质激励并不是万能的，特别是在一些非市场支配领域，物质激励可能带来一些腐蚀效应。

“道德银行”存在同样的隐忧。“在社区的优秀道德行为”，本具有伦理感。而“道德银行”的奖励，必然是有限的，带来的激励效应，未必抵得上伦理的吸引力。反过来讲，微不足道的金钱奖励，有可能侵蚀道德观，而且一旦侵蚀了，很难得到恢复。在复杂的道德现实下，一味强调物质奖励，还有可能带来“为钱做好事”的暗讽。而这种偏见谬见，对于道德建设，有着巨大的杀伤力。

或许有人会说，见义勇为不是也有奖励吗？这与见义勇为不同，首先见义勇为需要极高的机会成本。而且见义勇为有着随机性、不可预期性。也就是说，没有一个人在发生见义勇为之前，是奔着目的而去的。可如果把日常善举物质化，则可能侵蚀善举之善；而且由于奖励有限，也很难起到真正的激励作用。

因此，不要忽视“道德银行”的腐蚀效应。或许物质奖励，会激励一部分人继续存好心做好事，但也有可能腐蚀伦理，造成道德感的下降。而且，很有可能“授人以柄”，让行善者面临非议。当然，由此体现的道德奖励值得肯定，我们也一直希望能建立全覆盖的荣誉体系。但奖励未必都要物质，很多时候精神奖励更有作用。特别是当物质奖励只有“意思”时，更应该把着力点放在精神奖励上。相对于物质奖励，设计完善的精神奖励体系，更为复杂而艰难，却值得我们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