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性奴案”近日又有了新进展。记者昨日深入走访当地群众发现，李浩囚禁6名女子长达近两年时间内其实也曾露出破绽，嫌犯在转移窖土时曾被邻居发现可惜未引起警惕。（9月25日《广州日报》）

类似这种“性奴案”，美国、奥地利等国之前早有发生，但发生此案的地区，多事人烟稀少之地或是独栋别墅，一般很难被人发现。

例如美国少女杰西·杜加尔德被囚在犯罪嫌疑人家偌大的院子里；2004年，俄罗斯两位少女被囚事件发生在距离莫斯科以南120英里处的偏僻小镇梁赞地区斯科平镇上。所以，女孩们开始被囚时很难被发现。

不同于这些外国“性奴”被囚事件，李浩的“性奴”们就生活在一个熙来攘往、人口密集的小区里。可即使女孩们得了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不愿自己走出来，邻居们也是可以发现一些蛛丝马迹的。例如，有邻居就在李浩转移窖土发现了异常，可惜无人深究。

这种事情，如果退回二十年很难发生，这并不是说现在的人比较罪恶，而是因为我们的邻里关系在不断恶化之中。笔者从小生活在大杂院里，邻里之间关系十分融洽。邻居们经常一起吃饭、聊天，对彼此的情况了如指掌；买个油盐酱醋连门都不需锁邻居就给“望门”了；张家做饭，李家妈妈就给照看着小孩子；偶有小偷来袭那更是犹如瓮中捉鳖，邻居们七手八脚就把人给抓了……试想这种情况下，李浩的行径怎会不被暴露。即使没有警察出现，邻居奶奶也会盘问，挖这么土到底干嘛？

那时的邻里关系里，还有一个人不能缺，他就是片儿警——片儿警虽然不是邻居，却胜似邻居。很多时候一个警察能够把一千户全部背下来，这一千户里张三、李四、王二麻子，干什么工作，多大年纪，住哪儿？他都能摸的门儿清。谁家孩子就业难或是不听话，片儿警也经常代替老爸或是大哥去教育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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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性奴案”，让我们在意识到犯罪分子狡猾、变态的同时，也的确应该反思日渐疏远的邻里关系、某些警察责任心的缺失。邻里之间生疏感的增强，固然与搬进楼房有关系，但更重要的是人与人之间不信任感的增强。家家都生活在厚厚的防盗门背后，在铁丝网圈就的“笼子”一样的空间里生活，这种生存环境使也更加让人容易转向自己的个人小天地，而不去关心别人的情况。

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李浩囚禁“性奴”的小区里。不仅周围邻居不认识他，看门大爷也不熟悉他，门卫老胡说，“说实话，小区住户大多数我叫不上来名字。但见过李浩这么多次。”大爷倘若热心一点，民警倘能热心一点，也可能发现些许破绽吧。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倘若人们能彼此熟悉、加强联系，相信就不会有两个女孩早早地枉死在那间小小的地下室里了吧。

笔者所在的城市，每年都召开“邻居节”。到这一天，邻居们纷纷走出家门，拿着自己亲手做的菜与周围的人们一起分享。身旁就是孩子们一起踢球、玩狗，每次参加完这种活动都有时光倒流之感。遗憾的是，这种欢乐的时光往往只存在于“邻居节”这一天里。忆往昔，一群小孩子躺在大树下听奶奶讲故事的时光，却似一去不复返，这难道就是城市化进程中，我们不得不忍受的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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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嫌犯并不具备公务员身份，但依然不妨碍舆论对这些吃财政饭的公职人员管理进行质疑。性奴案的发生，应该对我国当下的社会管理创新，有着别样的启示。

洛阳性奴案，让人惊叹现代社会竟然还暗藏着如此深刻的人性之殇，其所挑衅的社会底线远远突破公众的容忍范围，作恶者的公职身份更是成为公共舆论聚光的焦点。河南省洛阳市公安局透露，嫌犯李浩在洛阳市质量技术监督局稽查大队，属事业编制，非公务员。

当公务员的身份成为标签，去身份化就成为部门切割的重要手段，以避免陷入舆论困境。在目前的行政体制下，一些事业编制虽然没有公务员之名，却有公务员之实，尤其是稽查大队，仍依照公务员法管理，人员的工资待遇、管理模式与公务员几乎相同。虽然嫌犯并不具备公务员身份，但依然不妨碍舆论对这些吃财政饭的公职人员管理进行质疑。

对一个如此挑战正义与伦理底线的案件，当然可以作不同层面的反思，比如嫌犯自身性格的分裂与暴戾，执法机关的疏忽等。李浩囚禁6名女子长达近两年，其间也曾露出破绽，却未引起警惕。洛阳市公安局长向全市公开道歉，4名警员被停止执行职务，就和这有关系。在一系列反思当中，有个极易被忽略的环节，就是单位是否存在疏于职员管控的问题。

无论是行政机关还是事业单位，在经历过计划经济解体之后，传统意义上无所不管的“单位”出现功能弱化，直接表现在职工乃至公务员对单位的依赖减少了，单位对职员的管控放松了。这原本是公民社会发展的良性表现，但处在某种秩序失范的转型时期，原有单位的管理由于没有相应的替代，使得一些秩序的“边缘者”监管出现真空。

即便是一些公权力部门，在内部职员管理上也抱着“别人的私事少管”的态度，放松了对本部门人员最基本的思想和行为观察。现实生活中，不少外表看似斯文的人，最后犯下令人震惊的罪行，其实不同程度都与这种真空有关。

不光是单位管理出现了失效，整个社会都因为陌生人的环境而呈现出管理虚空趋势。生活在同一个小区内，邻居间老死不相往来，对别人的事不管不问的陌生人思维，让社会基本的秩序管理出现“黑洞”。本案中，嫌疑人耗时一年在闹市居民区开挖地窖，并囚禁他人长达近两年时间，周围的市民一直毫无觉察，固然嫌疑人作案手段高明，但也从另一侧面说明社会管理所面临的挑战。

不可思议的案件背后，总有一系列的生成土壤。性奴案的发生，应该对我国当下的社会管理创新，有着别样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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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河南洛阳警方破获离奇大案，洛阳市技术监督局执法大队工作人员李浩，在购买的地下室内开挖地窖，先后将6名歌厅女子诱骗至此囚禁为性奴，被囚禁时间最长的女子为两年，有两名女子被残忍杀害。

洛阳警方在接到报案48小时后，将试图外逃的李浩抓获，办案效率颇高，但报道此案的记者却发微博称，他遭相关人士质问是谁爆的料，并称他侵犯了“国家机密”。按道理说，李浩被捕，幸存的4名女子被解救，接下来当地政府该做的事会很简单，严惩犯罪嫌疑人，告知公众真相，平息公众不安心理；现在，将李浩案与“国家机密”联系在一起，真让人疑惑：这算什么“国家机密”？

这桩刑事案还牵出了一个涉及面更广的话题，即谁来关心边缘人群的生存与安全？被囚6名女子均为李浩通过洛阳市不同的夜总会、KTV诱骗而来，囚禁时间最长的女子受困地窖两年，受害人数之多，作案时间之长，都突破了人们的想象。在6名女子长期失踪后，她们所服务的场所，难道没有因担忧和怀疑而报案？是什么切断了她们与社会、家庭的联系，成为任人宰割的“羔羊”？

显然，对边缘人群的冷漠与忽视，使她们处在“阳光”照不到的阴暗地带。但愿“性奴案”在刺痛公众神经的同时，也能刺痛管理者，为边缘人群提供必要的救助。

“性奴案”目前最该做的，一是立即按程序立案、审理、判决，严惩犯罪嫌疑人；二是为受害者提供心理援助；三是向公众发布必要的信息，确保公众知情权；四是加强娱乐场的监督和管理，不要让更多边缘人群受害。

□山石（职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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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岁男子李浩谎称在外兼职瞒着妻子购置一处地下室，耗时1年开挖一条4米深的地窖，并先后将6名歌厅女子诱骗至此囚禁为性奴。其中一名女子最长囚禁的时间达2年。本月初，该案因一名逃出女子举报而告破。同时，警方在地窖找到2具女尸。（9月22日新华网）

本来是一起影响恶劣的“囚禁杀人”事件，在网上却被娱乐化解读了。有人调侃地羡慕这名男子李浩；也有人盯着其消防兵的职业大做文章；更有人表示做妓（6名性奴都是失足妇女）有风险，入行需谨慎……这样的解读，甚为泛滥，本来是沉重的话题，却变得有些幽默风趣了；本来被囚的6名女子首先是受害者，却因为职业的问题，少了必要的同情与正视。

不同情不正视倒也罢了，还有人拿着其中的细节做文章。新闻中提到：女孩子们不仅毫无反抗之意，反而相互妒忌。常常以“晚上谁能陪大哥睡觉”而发生争执。时间一长，女孩子们都喜欢叫李浩为“大哥”、或者“老公”。这被人解读为奴性意识，人性的驯服。很多人也认为这是可耻的行为，继而大加批判者。到这，本来一起性质恶劣的事件，也只剩下娱乐的成分了。

而娱乐化解读，其实是对被囚禁的性奴的二次伤害，本来就遭遇恶魔的侵袭，如今被拯救，却得不到应有的同情和帮助，这给她们心灵带来的，必然是更大的伤害。

本来，这些女孩沦落至此，或多或少有些无奈。毕竟，在那样的情况下，求生的本能远远盖过所谓的礼义廉耻，而这，也是所谓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这种症状，是指犯罪的被害者对于犯罪者产生情感，甚至反过来帮助犯罪者的一种情结。而专家深入研究发现：人性能承受的恐惧有一条脆弱的底线。当人遇到一个能要他性命的人，他就会把生命权渐渐付托给这个凶徒。时间拖久了，自己吃一口饭、喝一口水，每一呼吸，他自己都会觉得是一种宽忍和慈悲。只能说，这名男子残忍地囚禁手段，已经超越了这些女孩脆弱的底线了。继而发生一些在常人看来离奇的事情，其实也是可以理解的。

因而，从这心理情况来看，被囚禁的性奴，其实还算是无辜。既然如此，就无可厚非，毕竟，这些性奴，首先是受害者。那我们最该探讨的，依旧是这名男子的邪恶，他的行为，完全超越了道德与法律的任何底线，是极其恶劣的行为。对这样的行为，必须进行严惩，以儆效尤。对这性奴，我们也应该有对“受害者”的必要的同情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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