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国家发改委会同财政部等17部门共同制定的《“十二五”节能减排全民行动实施方案》(下称“《方案》”)中表示,将加快推进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全国政府机构公务用车按牌号尾数每周少开一天,并开展公务自行车试点。(《扬子晚报》2月8日)

据同日其他媒体披露,公务车轮休、推行公务自行车等举措并非首次提及,早在4年前国务院办公厅就印发过类似通知,多个省、市也曾大力推广,但大多不了了之。在全力支持《方案》的实施与到位的同时,笔者还要“反戈一击”:就节能减排而言,公务车固然要带头,但私家车才是大头!

得益于多年来自上而下的内部改革、反腐倡廉,公务车在数量上缓慢增长,在行动上备受约束,它们已不是环境污染的“主要增长点”,倒是私家车近年以几何级数增长,不但在数量上超过公务车N倍,在道路占有上也是公务车的若干倍。就节能减排而言——缺乏约束的私家车,才是最需着力控制的。否则,公务车所有的“减量”,也不够私家车几天的“增量”,这么简单的数学题,你懂的。

现在的私家车发展到了什么程度?笔者所在的东部欠发达、准三线城市,每天上下班时间、周末都堵车,部分重点卫星镇每天也周期性“肠梗阻”。近几年省、市、县、乡全力修路,仍抵不住私家车增加的需求。一个单位20多人,公务车1辆,私家车9辆,新招录人员多是“有车族”。“幸亏”现在用车存在“三高”(油价高、高速收费高、停车费高),否则,蓝天白云都别想看了,“暗无天日”的日子将很快到来。

都盯着公务车却对私家车避而不谈,这对节能减排没啥意义。但凡坐上公务车的,有几个买不起私家车?公务车严管甚至大量革掉,机关内车辆将锐增——享受车补的官员,买车用车不会落伍于社会人士。所以,节能减排,除了落实《方案》、严管公务车之外,私家车也在积极参与其间。环保人人有责,咱们的国情决定了私家车不能成为主要代步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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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四年前提出没有“约束力”的“倡议”,还情有可原,那么4年之后继续满足于这样的“倡议”,就显得力度不够了。要把公车改革落到实处,则需要各级政府部门,拿出有“约束性”的举措来。

“政府机构公务车每周少开一天”经媒体报道后,引发网民热议,很多网友关心“谁来监督政策的具体实施,谁来惩罚”。央视也对“公车限行”高度评价,认为“这绝不仅仅是节能减排的事情,从更大的范围来看,恐怕也是一种政府思路的转变”。

不过,来自发改委以及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的说法称,这只是一个倡议,并不具有约束性,“今后可能会出细化的工作计划安排”。更有媒体指出,公车限行其实并非首次提及,早在2008年,国务院办公厅就印发《关于深入开展全民节能行动的通知》,多个省市也曾大力推广,但大多最终不了了之。

4年前就已出台的一项政策,如今又以“新闻”的方式引发公众关注,多少显得有些扎眼。公众之所以会将“旧令”当“新政”,至少说明两点:一是公车问题和4年前相比没有太大改观,公众看不到有这样的制度在发挥作用;二是对制度层面的强制性推动,翘首以待。

而这两点之间,多少有些因果关联。其实,除了2008年国办印发的要求公车轮休之外,多年以来,各地不乏关于公车限行的种种地方性规定。甚至每年的法定节假日,很多地方政府都会明文规定“封车”。至于一般性的政府部门、事业单位内部与公车限行有关的规定,更是屡见不鲜。

但可惜的是,这些规定大多止于“文牍旅行”、层层转发,而缺乏“约束性”的举措。这样无“约束性”的规定,即使一遍遍“倡议”,言之谆谆,又怎么可能管得住公车?

这样的情形不应再持续。公车年年“限行”却年年“行而不限”,不仅会让公车的问题如雪球般越滚越大,还会让政策“弹性”日渐增大,损害政府的公信力。

“每周少开一天车”的《方案》纵然不完善,但既然已经“倡议”了4年,为何不进行相应评估,增强约束性,并因势利导,辅以更加细化、操作性更强的配套措施,以制度的力量推动实施,并确保其连续性呢?

如果说4年前提出没有“约束力”的“倡议”,还情有可原,那么在4年之后,公车的问题越来越受到公众关注,公车改革也已正式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之后,还继续止步于这样的“口头倡议”,就显得力度不够了。

政府每一次治理公车消费的努力,都会引发民众的高度期待,这样的舆论底色,其实正是政府推进、深化公车改革的良好契机。而要把公车改革落到实处,则需要各级政府部门如央视评论所说,转变思路,拿出真有“约束性”的举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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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改委会同财政部等17部委共同制定了《“十二五”节能减排全民行动实施方案》。方案中表示,将加快推进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全国政府机构公务用车按牌号尾数每周少开一天,开展公务自行车试点。(2月8日山西晚报)

以每周五个工作日计算,如果政府机构的公车每周少开一天,就可以减少20%的公车使用量。如果这项政策落到实处,不但可以大大节省公车的运行费用,还可以缓解城市交通压力、减少尾气排放,可谓“一石多鸟”。

其实,早在4年前,国务院办公厅就曾下发《关于深入开展全民节能行动的通知》时,就明确要求各地公务车每周少开一天。可是,这项政策后来就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背景下成了浮云, 有了“上集”就没有了“续集”。

如今,有关部门旧调重弹,其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减少公车的使用量,遏制公车总数量的上升。这首“旧曲”能否弹出新意,这值得我们期待。

一方面,为防止公车尾号限行政策再次成为浮云,相关部门可以制定一系列配套措施,邀请媒体公众参与监督,对违反规定的单位和个人予以严惩等来让政策“落地”,让政府机构公车“守规矩”,不敢上路。

另一方面,如今我们的政府机构并“不差钱”,如果公车尾号限行政策真的“斗硬”,那么一些政府机构就会在公车尾号上下功夫,在公车的数量上做文章,比如一车两牌、多配公车等,以达到部分尾号公车限行,还有公车上路的正常工作“状态”。

这样一来,“公车尾号限行”最终就只有两个结局:一是政策“落地”,公车数量增加,二是政策半途“流产”,公车限行再次成为浮云。显然,以上两种结局对公众来说都是“杯具”,党和国家、社会公众都“伤不起”。


要想彻底改变这种“杯具”的现状,还需我们想得更多、做得更实,好好反思才对。试想一下,每周减少20%的公车上路也能满足正常的办公需要,那么真正的公车问题显然不在于使用量,而是数量本身就供过于求。

样的逻辑推理并非天方夜谭。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政府采购汽车金额攀升至800亿元,占总采购规模的14%,平均年增速超100亿元。而从“陕西人事厅每三人一辆公车”等个案中也可以应证公车之泛滥。

伴随着庞大的公车开支,还有公车对于能源消耗、环境污染、交通拥堵的显著影响。相比之下,公车尾号限行带来的“综合效益”实在是“小巫见大巫”。

从这个意义上说,“公车限行”固然看上去很美,但注定将是一个“杯具”。因为公车与其“限行”不如“限量”,要知道公车少开一天是“漫步”,少配一辆才是“跑步”,只有“跑步”前进,公车改革才能真正迎来实质性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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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国家发改委要求公务用车每周按照牌号限行一天的规定,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全国人大代表叶青认为,这主要是号召性的,真正实施有一定难度。如果一刀切限行,可能产生两个后果:一是这个车限行,其他车多跑,从使用结果上看是一样的;二是部分单位如果限行后车辆不够,可能会买新车,这样还起到相反的效果。(2月8日《新京报》)

正如叶青代表所言,面对公车限行,结果往往只会造成“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公车改革目标如果脱离实际,或只追求表面效应,只能是期待越大失落越大。国家发改委之所以要求公务用车每周按照牌号限行一天,着眼点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缓解日益拥堵的交通。有资料显示,北京奥运期间公车停驶率达70%,但并未影响公务,这说明较大幅度地减少公车数量并不会影响政府正常工作的进行。因此,笔者认为,与其规定公车限行不如削减数量,这才是治本之策。

而要做到这一点,最基本的前提就是要摸清家底,向社会公布现有公车的存量。去年,北京市在全国率先公布了该市的公车数量:截至2010年底,北京市党政机关、全额拨款事业单位公务用车实有数为62026辆,其中市级公务车20288辆。虽然统计口径有些争议,但这种公开毕竟是全国首次,具有巨大的示范效应和积极意义。公车总量信息缺失,公众就很难推算各部门公车的运行费用,细致地比较和评判自然也无从“下嘴”。

仅有明确的公车家底还远远不够,更重要的是在此基础上,彻底地、大幅度地减少公车数量,这是真假公车改革的试金石。应该把公车减少到什么程度?自然是智者见智、仁者见仁,但有些原则是应该明确的。比如,以1994年公布的《关于党政机关汽车配备和使用管理的规定》为依据,只能在它的基础上比它管理更严格、数量更压缩,而绝对不能以长期以来公车消费极度失控泛滥的现状为依据,绝对不能借改革之名把历史造成的非法获得利益固定和保护起来。另外,一些国家的成功经验也是可以借鉴的。比如,据报道韩国首都首尔只有47台公车,政府机关运转和公务员办公依然没有受到丝毫影响。这些做法和经验都值得研究,吸纳到公车削减的改革方案中。只有实打实地把公车的数量降降到与公务活动相对应,才能真正体现各级党委政府推行公车改革的决心,才能真正取信于民。从这个意义上讲,笔者赞同叶表代表的观点,公车改革不能仅仅停留在号召性的“公车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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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发改委会同财政部等17部委共同制定了《“十二五”节能减排全民行动实施方案》。方案称,将加快推进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全国政府机构公务用车按牌号尾数每周少开一天,开展公务自行车试点。(2月7日《中新网》)

全民节能,政府先行。公车每周少开一天的最大看点,就在于政府部门以自我约束的方式,带头为民众做好表率,共同推动节能减排。不过,制度初衷虽好,执行效果却不容乐观。事实上,早在2008年,国务院办公厅就曾下发《关于深入开展全民节能行动的通知》时,明确要求各地公务车每周少开一天。结果呢,除了引起一时的社会轰动外,此事很快就归于沉寂,不了了之。

如今,有关部门旧调重弹,能否弹出新意,无疑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当然,为防止少开一天公车沦为一纸空文,我们可以制定一系列配套措施,邀请社会公众参与监督,对违反规定的单位和个人予以惩戒。但是,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背景下,一些地方和部门必然会极尽能事予以应对,比如一车两牌、多配公车、请下属单位派车等。这也就意味着我们的监督将付出更大的成本,陷入“猫鼠游戏”的泥淖。

除了担心实施效果外,少开一天车政策本身存在的悖论更值得反思。每周五个工作日,每天停开两个尾号,就意味着减少20%的公车上路。既然如此也能满足正常的办公需要,那么真正的公车问题显然不在于使用过度,而是数量本身就供过于求。这并非纸面上的逻辑推理。事实上,从“陕西省人事厅每三人一台公车”等个案中,一些地方和部门的公车泛滥可见一斑。

据统计,目前我国行政事业单位每年仅公务用车消费支出每年就达1500亿至2000亿元,每辆公车年消费额平均为8万元至10万元。与庞大的开支伴随而来的,还有公车对于能源消耗、空气污染、交通拥堵的显著影响。相比之下,每周少开一天公车带来的节能减排实在有些寒酸。

一方面,限制公车使用只是治标,且容易遭遇“软抵抗”,效果大打折扣;同时,即使每周少开一天能够落到实处,可车辆的保养费、折旧费和司机的工资,依然需要纳税人埋单。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公车“少开一天”,不如“少配一台”。在韩国,首尔市政府为解决交通问题,采取了一系列以身作则的措施,其中最重要的一项便是把“官车”数量砍到只剩4辆。我们需要的就是这种壮士断腕的精神。

除了“少开一天”,此次实施方案还提出“推进公务用车制度改革”。这不免让我们多了一份期待。“少开一天”一小步,“少配一台”一大步。与限行的“小节能”相比,减少公车数量才是“大节约”。同时,也只有削减公车出行的福利特权,才能推动公务自行车更好地上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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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报道,近日发改委等部委共同制定了《“十二五”节能减排全民行动实施方案》,称将推进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全国政府机构公车按牌号尾数每周少开一天。

推行公车限行,首先遇到的是执行和监督的难题。如何辨识公车?公车限行谁来执行、谁来监督?如出租车、公交车可以用红、黄、绿等亮色让公众识别,而公务车因工作需要主要以深色特别是黑色为主,但黑色也是民用车辆的常用颜色,很难让公众明显分辨和直接参与。

有些地方已经实行了公车GPS定位管理平台,推行公车“限行”,实行对公车“限行”的内部监督,或许并不困难。可是,并不是所有的地方公车都有这样的技术监督平台。

公车每周限行一天,意味着有20%的公车资源被闲置。所以,要让公车限行的政策落到实处,不如将部分闲置公车卖掉。这既能够减少公车数量,降低公共经费,而且也方便了公众监督。

□博思(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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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发改委等17个部委共同制定了《“十二五”节能减排全民行动实施方案》,方案称将推进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全国政府机构公车按牌号尾数每周少开一天,并开展公务自行车试点。(2月7日中国新闻网)

号召全民行动节能减排是美的,要求开空调时关好门窗且每天少开一小时空调是美的,提倡废旧电脑、打印机、电池、灯管、报纸和包装物回收利用是美的,引导餐厨垃圾资源化处理以及上下两层楼不乘电梯也是美的,可是,建议领导1公里以内步行、3公里以内骑自行车、5公里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看上去是美的,“公车每周限行一天”则看上去也不美了,“开展公务自行车试点”那简直是很丑陋了。

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架空这种政策的对策太多了啊。对付“按牌号尾数每周少开一天”,多备几辆车就是啦;至于“严禁超编制采购公务用车”,拿到企业报销就是啦。许多领导的坐骑都是超标越野车,而且都不是本单位的编制,对此君说不知请的话,要么骗百姓,要么骗自己。“公务自行车”就别试点了,否则购买后做样子骑几下就扔在车库,也是浪费纳税人的钱。2月7日人民网报道了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刘尚希的话,“不能让县长骑着自行车到处去开会、检查和应急”。

如果真的“1公里以内步行、3公里以内骑自行车、5公里乘坐公共交通工具”,那么所有的公车都不必要了。这能贯彻下去吗?明明无法贯彻的文件,下发了有什么意义?做做样子给百姓看吗?百姓的智商不能低估了啊,大家都明白的。其实,领导公车的消费更多是耗在远距离行驶上,如果领导到上级行政城市开会,比方乡镇到县城,县城到市城,市城到省城,省城到京城,如果能乘坐长途客车或者火车的话,倒真的能节能减排很多很多的。


这份《“十二五”节能减排全民行动实施方案》,如果没有奖惩措施,光靠道德说教,仅靠理性自觉,那么只能长年累月地耐性等待发生效果吧。对于中低收入的广大老百姓们,贫困户和低保户们,可以说一直在省吃俭用,不大会铺张浪费的,他们是节能减排的典范。在社会整体上要想节能减排显著见效,工作重点应是切实有效地限制公款消费,倡导社会服务窗口单位适当消费,譬如商场银行的空调不要开得太厉害,还可以引导富豪们合理消费。

要想有效限制无度无约束的公款消费,最关键的还是公开“三公消费”的全部信息,接受人民的监督和比较。譬如多少人口的城市,公款消费总额,往年是多少,现在是多少,并辅之以奖惩措施。刘尚希说,技术问题、认识问题以及各种各样的担心,是导致“三公”经费公布难的主要原因。笔者却认为,恰恰是刘所长所在的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有义务、有职责解决“三公”经费公布难的技术问题和认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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