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十大名楼联合申遗的消息，记者就此事致电湖北、湖南两省文物局时，有关文保专家指出，按照程序，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需要经过国家文物局审批，但目前中国计划申请世界文化遗产的清单中并没有十大名楼在内。十大名楼许多都是现代新修的，仅岳阳楼、天一阁等少数楼阁属于国家文物保护单位。有好多连文保单位都不是，属于“假古董”。（11月5日《北京晨报》）

十大名楼“抱团打包、集体申遗”的行为，这在今天的大多数人看来，无疑就是一种“浑水摸鱼、借鸡生蛋”的典型手段。不过，倘若我们能对当前一些地方政府对于经济发展的急切需求有所了解，也就大可不必对于一些地方“假古董申遗”抑或是“拆真造假”的行径感到奇怪了。

然而，就算是“ 联合申遗”再怎么重要，都也不及对现有的文化遗产做出必要的保护措施更为急切。事实上，文化遗产从来都不是仅仅依靠后来的复原修建所能够得以体现的，但是有些所谓的景区明明知道自己不具备申遗的条件，却还是试图通过捆绑的方式来达到目的的做法，不仅浪费了公共资源，而且也对今后“申遗费用”的成本转嫁下了伏笔。

尽管按照中国文物学会历史文化名楼保护专业委员会会长邹律资的说法，“每一座能够保留下来的楼阁都有着厚重的文化支撑和延续”，可这些所谓的名楼，大都是近一二十年的钢筋混泥土结构，即便是修复，也尚未沿袭中国传统建筑中砖木结构，不仅难以体现其文化历史价值，更也和申遗所强调的“原真性”大相径庭。

当然，我们也应当看到，在当前经济转型的背景之下，一些地方政府为了谋求新的经济增长点，势必会患上所谓的“申遗”综合征。正因如此，无论是一些城市的搞所谓的“复兴古城、集体申遗”的政绩运动，还是与其相悖的“拆真造假、施行开发”的产业模式，这样的做法尽管“殊途”，但却在利益追求的一面达到了“同归”。

那么应当如何切割“申遗”背后的利益纠葛？著名作家冯骥才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把‘申遗’改为‘审遗’，对已确定的非遗进行审查，以此提醒地方政府对文化遗产要认真负责。”这样的方式或许能够产生一定的效应，但我们也应当看到，申遗不仅是和地方利益的驱动有关，更与国家的荣誉相连。正因如此，面对当前一些地方过于泛滥的“申遗”现象，除了要考虑部分国家利益之外，也需要一个对于地方官员政绩观念的制度约束，特别是一些不符合申遗的项目，则更需要进行审查。

不可否认，不管是制度保障多么完善，或许也不能完全阻隔那些一些地方“借申遗之名而行涨价之实”的事例发生，但可以肯定的是，至少也能保障那些明显的“假古董”不再抢占社会资源，浪费申遗成本。所幸的是，此番十大名楼“联合申遗”，毕竟还只是一些地方的一厢情愿。对于这样一个连部分专家学者都嗤之以鼻的“假古董”，我们也难以想象，这样的“联合申遗”最终会得以成功。

享有盛名的黄鹤楼、滕王阁、岳阳楼等“中国十大历史文化名楼”，最近传出计划集体“打包”申遗的消息引发各方关注。而在3日举行的一个论坛上传出最新消息：中国文物学会历史文化名楼保护专业委员会负责人称“还没有达成完全统一的意见，还在协调中”。（11月5日《北京晨报》）

应该说申遗并不是件坏事，被列为世界遗产，无论是自然的还是文化的，都是中国之于世界与子孙后代的贡献。同样，“十大历史文化名楼”申遗，不管是否列入议事日程，也不管这些建筑是否为历史的原件，一座楼就是一段历史、一段传奇，都是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都可以走向世界，让人类共享。

不过，我国自1985年加入《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以来，申遗作为一项文化保护工程，在有的地方逐步演变成了旅游开发的包装工程，申遗变成了功利的“兴奋剂”。一方面，以旅游为目的申遗，资源的过度开发与利用以及申遗前后“两重天”的境遇，让文化成为过度消费的易耗品。

另一方面，申遗投入与产出的简单“换算”，申遗成功后，门票价格迅速上涨，早已成为一个颠扑不破的规则，既将申遗的成本转嫁给了纳税人，又让申遗的成果变成了地方兜售牟利的道具。既定的因循路线，使得申遗很容易变成地方谋求旅游升级的一场游戏。如此语境下，“十大历史名楼”的申遗，在未有定论的情况下，引发公众一致的隐忧便在情理之中。

当然，文化保护与文化利用并不相矛盾，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不仅要从体制机制上加以保障，更要从发展方式上予以根治，要像维护生态环境一样，维护好文化遗产。

一方面，从申遗的申报程序上，保证文化保护的纯粹性；另一方面，从旅游产业发展的模式上，打破“门票经济”的怪圈，让文化遗产成为旅游的一个环节而非全部。此外，完善文化文物保护的法律法规，遏制地方重利用、轻保护的政绩冲动。

如果说，这些名楼联合申遗是为了更好地保护文物，那当然值得鼓励。问题在于，十大名楼中不少是“假古董”，连文保单位都不是，保护之类更无从谈起。

全国十大名楼联合申遗的消息，近日来在媒体上闹得沸沸扬扬。一会儿报道称，各地将在第九届名楼年会上签署宣言；一会儿又有消息称“还在协调中”；还有媒体称，相关行动只是暂缓进行，明年将继续高举申遗大旗。

这些真真假假的消息，或许是有关方面在放风球，观察舆论反应。但从目前趋势看，出现批评的声音大概也阻挡不住十大名楼申遗的脚步。这些名楼既然找到了组织（名楼协会），又有协调机制（名楼年会），在其眼里抱团申遗自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姑且不论申遗结果如何，曝光一下也有利于提高自身知名度，何乐而不为？

但不得不说，这种抱团申遗的想法，实在是个馊主意。如果说，这些名楼联合申遗是为了更好地保护文物，那当然值得鼓励。问题在于，十大名楼中不少是“假古董”，连文保单位都不是，保护之类更无从谈起。

例如，黄鹤楼是1957年新建的建筑，且不是在旧址上重建。重建后，还于1981年进行大修，运用了钢筋混凝土框架仿木结构。这座楼如果不叫黄鹤楼，估计没人会把它和“此地空余黄鹤楼”的那座历史名楼联系在一起。又如山西鹳雀楼，原建筑早于元初毁于战火，而新落成的鹳雀楼设有两部载人电梯，这还能算文物吗？要说鹳雀楼有资格申报世界遗产，怎么着也得三五百年以后吧。

十大名楼非但不都是“楼”，其建筑功能、规模形制、历史内涵也不尽相同。例如，西安钟鼓楼的功能是击鼓报时，宁波天一阁则是藏书楼，蓬莱阁却是道教名胜（包括一组建筑群在内）。既然如此，十大名楼申报世界遗产的定位在哪里？国内确实有打包申遗且获成功的案例，如2010年广东丹霞山、江西龙虎山、浙江江郎山等6地以“中国丹霞”的名称入选世界遗产名录。这些自然景观特点明显、定位明确，并不是什么拉郎配。十大名楼联合申遗，却让人怎么看怎么别扭，倘若付诸行动，很可能会成为一出闹剧。

文物谈不上，保护也说不上，那么名楼打包申遗为了啥？不排除一点，就是借势炒作，利用申遗加大旅游经济开发力度。这些名楼多数属于旅游景点，实行市场化运作。抱团申遗后，一者可提高影响力和知名度；再者可获得申遗资金；三来，申遗不成功并无损失，一旦申遗成功，却可借机涨价。正如有人开玩笑说，这分明是“拿我们的钱申遗再涨我们的价”。这笔账算下来，原来吃亏的还是消费者。

当然，十大名楼联合申遗目前还只是设想，以上分析也不妨当作一种揣测。基于当前舆论，我看相关机构还是收起这个想法吧，千万别入戏太深了——那也纯粹是浪费表情。特别是十大名楼中的那些国家文保单位，其实没必要蹚这个浑水。

相关评论：

申遗不能陷入门票经济怪圈

既然“打包申遗”难成功，不如把申遗所需的费用真正用在自然景观和文物保护身上。

黄鹤楼、滕王阁、岳阳楼等“中国十大历史文化名楼”，最近传出计划集体“打包”申遗的消息引发各方关注。有关文保专家指出，十大名楼许多都是现代新修的，有好多连文保单位都不是，属于“假古董”。（11月5日《新京报》

申请世界文化遗产应是一项严肃的事情，而用最基本的常识来判断，“打包申遗”都是一个有欠妥当的提法，且十大名楼中，许多都是近些年新建的“假古董”，并无文保价值，这样的“申遗”其实有些自欺欺人。申遗有着非常繁复的过程，包括候选地提名、现场调查、判断登记、最后审议、正式登记等，如果现代新修的建筑能成为世界文化遗产，那未免也太神奇了些。

此外，按照相关的申遗规定，一旦被《世界遗产名录》拒绝列入一次，那么提名中的遗产地将不得再次提出申请。这样看的话，“打包申遗”更不具可行性，一旦“十大名楼”有一处或多处被拒，那岂不连累了真正有资本申遗的岳阳楼、天一阁等少数国家文物保护单位？

既然“打包申遗”难成功，不如把申遗所需的费用真正用在自然景观和文物保护身上，据媒体报道，河南安阳殷墟申遗花了2.3亿，湖南新宁豪掷4.5亿申遗，河南登封“天地之中”耗资达7.9亿，中国丹霞地貌申遗更是用了令人咋舌的10亿巨资……申遗热要么被痛批为“政绩冲动”，要么被怀疑成为门票涨价找借口，甚至有多处申遗地爆出了有钱申遗、无钱保护的消息。

眼下，在对申遗热的批评尚未退潮的时候，对于新的申遗行为要谨慎提出，未经论证甚至“假古董”的申遗，只会徒增申遗浮躁。眼下比申遗更为重要的是，对受到城市扩张威胁的文物进行有针对性的保护，把本就不多的文物保护资金用在正道上，申遗的事情不用着急，只要文物在那儿，能达到世界文化遗产标准的早晚会申遗成功，我们不希望看到“世遗”申请成功，文物却面目全非的状况发生。

即便要保护，也要对文物进行必要的辨识鉴定，分开进行保护，对于那些现代新修的“假古董”，就无所谓保护不保护了，能维持其基本的旅游观赏功能即可，没必要把钱浪费在钢筋水泥建筑上。急需用钱的是那些国家级、省级濒危文物建筑，对这些建筑用“抢救”比“保护”来形容更为合适。

□韩浩月（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