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首例确诊H7N9病患的家属，几天来饱受困扰：因为惧怕禽流感，房东请他们搬家；而原来住的村子也同样不让她回去。丈夫还在医院，妻子却不得不带着老母亲和孩子四处寻觅暂居之所。尽管经过协调，问题得以妥善解决。但面对禽流感，人情淡漠与恐惧至此，着实令人感慨。

疫病来袭，警惕本是人的自然反应。尤其是对一种尚未完全被人类了解的新型病毒，确实会有一些紧张。然而，“保持警惕”不代表“谈病色变”，“自我保护”不代表可以歧视和排挤他人。过度防范，不仅显得非理性，而且有违现代文明。

这次H7N9禽流感病毒，尽管尚属首次发现。但是疾控专家已经总结发现，H7N9禽流感病毒在100摄氏度加热2分钟以上即可灭活，只要加强自我防护，保持个人卫生，远离活禽市场，就能够做到有效防范。而且迄今证据也未发现人传人病例，也不足以得出病毒存在人际传播的结论。我们理应相信科学，保持冷静。

禽流感患者是这场疫情中最大的受害者，他们及其家人理应得到我们的关爱和救助。如果歧视四处蔓延，除了让患者及其家属寒心，更会造成不必要的社会恐慌。疫情面前，只有团结和互助才能让我们彼此温暖；只有关爱和理解，才有利于将疫情控制到最低。

疫情就像一面镜子，照出社会的文明程度和进步水平。百年前的封建社会，由于缺乏先进的医疗手段和科学的防范手段，曾经发生将疫病感染者抛弃的惨剧。在倡导“互助互爱”“不抛弃不放弃”的当下，给感染者及其家属更多同情、理解和关怀才是应有之义。

人类发展史，就是一部不断与疫病作斗争的历史。突如其来的禽流感疫情，是对我们社会管理能力、公众文明程度的又一次考验。值得欣慰的是，各地已经采取了及时迅速的防控措施，各医疗机构也都进行了科学有效的救治。我们应当有信心战胜疫情。

（新华社记者王海鹰）

观察“首次发现”H7N9型禽流感病毒的渠道与过程，我们可以发现，通过防治非典的大动作、大反思，促进了卫生防疫机制的完善，可以说，非典之后建立起的组织、制度体系，对卫生防疫机构和医者起到了激励和保障作用。

在探索与发现这方面，激励和保障机制开始发威，而从总体上审视卫生防疫机制，它在极为重要的领域还不足以让人放下心来，尤其在涉及到钱财或“埋单”的时候，运行就不像发现活动那么敏捷、高效了。具体说，除了新型病毒感染者医疗费用谁来埋单的问题，动物防疫补偿机制的构建与运行，很值得审视与反思。

目前H7N9禽流感几乎每天都有新确诊病例，气氛比较紧张。尽管对家禽是否带来病毒这一点“还具有不确定性”，连日来较大规模杀灭家禽的消息仍络绎不绝。鉴于禽流感对市场交易的冲击，一些政府部门已经开始对养殖场给予财政补贴。

2005年11月16日国务院第113次常务会议通过的《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条例》第33条规定，国家对疫区、受威胁区内易感染的动物免费实施紧急免疫接种，对因采取捕杀、销毁等措施给当事人造成的已证实的损失，给予合理补偿。2007年4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动物防疫法修订草案，相关报道称加强了对动物防疫工作的财政投入，明确规定对在动物防疫工作中强制捕杀的动物、销毁的动物产品和物品、征用的人力和物资，要给予补偿。

不过，在对养殖户、经营户的防疫补偿这方面，政府做的远远不够也是实情。对动物防疫工作的财政投入寥寥无几，使用起来如刀割心头肉，养殖户、经营户做防疫处理之后拿不到经济补偿或只拿到极少补偿的现象时有发生。

显然，农户、商户的“思想觉悟”是靠不住的，接受防疫处理若面临倾家荡产的局面，多数业主的选择是不报疫情、不让外人介入做彻底的防疫处理。根据已有资料判断，浙江嘉兴死猪漂江事件，就和无害处理的成本高而补偿缺位有关。上海是防疫补偿不到位的受害方，全国各地的人群都可能因相同的原因而受损。

养殖户为减少损失宰杀病死畜禽，销售病死畜禽产品，还有的厂家把病死动物加工成饲料，类似这种形成极大隐患的处理方式，专业机构和政府官员早就了然在胸，但是，非典等重大疫情与经久的防疫活动之后，并没形成及时补偿的传统，而“有害处理”的“传统”却一直保留到现在。

窃以为，严惩加“大补“，区别对待，是解决问题的正确途径。明知故犯的害人，蓄意抵制防疫处理，就让他人财两丢；对主动报告疫情、接受彻底处理的经营者，给予完全补偿；对率先提供疫情情报的经营者，除完全补偿外还可以给予一定奖励；对检查发现、被动处理后的经营者也给予成本补偿——监督和激励到位，农家、商户也就少做许多“丧尽天良”的事了。

在防疫补偿这方面，政府应舍得，民众也该理解这种舍得，万不可因小失大，节省下小钱，到头来花大钱在治传染病上。 （作者为知名网友）

4月16日，浙江省政府办公厅下发“关于积极应对H7N9禽流感扶持家禽业持续健康发展的通知”。通知明确，对持有效《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的种禽场给予生产维持性补贴。以2013年4月8日的存栏种禽数为准，财政按每只15元的标准给予补助。（4月17日《今日早报》）

目前，受H7N9禽流感影响，市场禽产品消费萎缩，家禽和禽蛋产品大量积压。此种语境下，浙江省政府出台政策对养殖户进行补贴，这无疑是一个利好消息。但是，从通知中也不难看出，这一政策至少还有两个方面亟待完善。

一是，补贴的金额过低。虽然此通知明确规定，对存栏种禽每只补贴15元，但是对加工活禽的，补助只有两元，至于对肉畜禽的补助则更低。

二是，补贴范围过窄。无论是对种禽的补贴，还是对加工活禽、肉禽的补贴，都需要达到一定的规模养殖，才能给予一次性补助。至于小型养殖场，则并不在此补贴之列。其实，越是小型养殖场，越是散户，在这样的灾难面前，面临的风险越大。

“家财万贯，带毛的不算”。一场禽类普通的感冒，可能养殖户就会就此破产，此时，需要政府伸出援手进行补贴。在2001年口蹄疫肆虐时，英国政府拨出大笔专款对受疫情侵害的农场进行补贴，总开支达9.36亿英镑(约合人民币110亿元)。英国政府为处理一头病畜所支付的费用要远远高于农场出售一头健康牲畜的市场价格。英国政府这样做的目的，一是，为了鼓励农场主采取积极措施控制口蹄疫蔓延。二是，为了弥补农场主的损失，以期疫情过后，他们还有足够的经济实力继续养殖牛羊。

浙江省出台的补贴政策对全国其他省市具有很好的示范作用，但是，目前的补贴能否范围再广一点、投入力度再大一点呢？否则，今年鸡贱无人买，等到疫情过后，可能吃鸡都会成为一项无比奢侈的事情，从而带动全国肉、禽、奶制品涨价，这对民生领域的打击无疑是巨大的。

□ 陈小二（济南 媒体人）

近日，浙江省政府办公厅下发《关于积极应对H7N9禽流感、扶持家禽业持续健康发展的通知》。通知明确，对持有效《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的种禽场给予生产维持性补贴。

禽流感来势凶猛，多地纷纷捕杀家禽积极应对。面对H7N9固然不能掉以轻心，但也完全没必要视家禽为洪水猛兽。其实，早在一些地方对家禽“杀无赦”，“谈禽色变”、避犹不及时，就有专家站出来为家禽喊冤，告知人们正确消费禽类食品。但在一些地方，家禽不是落到被杀的下场，就是身价大跌。

养殖户是禽流感的受害者，过度捕杀以及市场的急剧波动，让许多养殖者不仅亏损严重，长远来看还可能导致禽业失去信心，杀鸡不能伤了养禽人的心。监控并及时救治H7N9病患是政府的硬任务，而给遭受禽流感打击的养禽户兜底，也是迫切要求。如果没采取及时有效的补救措施，禽流感过后，必将导致禽肉产品供应不足，影响消费者的利益。

在复杂的市场经济和信息社会中，需要复杂的应对措施。直接补贴家禽业，政府收购禽苗，指导协调保存无害冷冻禽肉，都对稳定市场具有积极意义。巧妙避免因为一种应对危机的措施，引发另一场危机，应该是政府必须主动思考和作为的课题。

17日，湖南省卫生厅对外通报了该省一例人感染H7N9回顾性病例，患者已恢复健康，与患者密切接触者也未出现异常。

初看通报的人，可能都会为“回顾性病例”而困惑。什么是回顾性病例呢？

原来，患者孟某某是一名2岁小孩，其于上月16日随父母物流货车从上海来到长沙，17日下午便出现发热症状。该患儿在长沙接受治疗，病情好转后又于19日返沪继续治疗，22日恢复正常。长沙医院方面治疗期间采集的患儿咽拭子标本，4月7日，经湖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检测，认定该标本为H7N9禽流感病毒。

应当说，上述介绍并没有解释回顾性病例，但它又隐约与“回顾”相关。正是这种似是而非、模棱两可的状态，某种程度上可以让通报更容易被接受。

面对媒体就发布时间的质疑，湖南省卫生厅疾控处处长陈焱表示，这是根据国家卫计委的要求统一发布的。然而，禽流感疫情公布始于3月底，各地随即启动疫情监控机制，并及时对外公布最新情况。湖南方面确认病毒的时间点是在此后的一个星期，完全没有拖延公开的理由。

时隔十多天才发布病例，如此迟缓是否符合相关规定？即使符合，对于信息公开而言，这种做法又是不是适当的？进一步来看，如果患儿没有康复，所谓“回顾性病例”得等到什么时候开始“回顾”呢？

可以看到，回顾性病例的说法既不来自于日常生活，也没有专业依据，也就是说，它作为一个新词的出现，仅仅是为了解释所要通报的状况。而什么样的状况不能用已有词汇来概括呢？与其说是事情的复杂性超出了语言表达的范畴，不如说是说话者的不自信，自圆其说得异常困难，使得在遣词造句上寻求逻辑合理性成为仅有的“出路”。

查出H7N9病毒而迟迟不报，无论解释得多么堂皇，本质上而言就是瞒报。与之对应的，则是信息公开在现实层面的窘境。

一方面，从信息不公开到公开，自政府信息公开条例颁布以来，政府在各类事件处理方式上的进步是不可否认的。但另一方面，对照条例要求来看，地方政府、部门又显然做得不够，以各类理由拒绝公开、公共事件相关的公开迟缓并不少见。表面上，它是地方对信息公开的认识不够，对相关法规的执行不到位，实质上，它反映了对公共利益、公共安全的不够重视。

事实上，一份解释性通报、一个总领全文且陌生的关键词，同类组合在很多事件里出现过。它“造就”了保护性拆除、临时性强奸，也因此让“回顾性病例”不显得罕见。无论它们用起来多么生硬，逻辑上如何掩耳盗铃，令人不解的是，它们总能作为欲盖弥彰的挡箭牌，以塞责工具的形式适时登场。

宁愿在通报字句上大做文章，费尽心力地创造语言高论，垒筑理解障碍，掩盖事实的意愿远大于公开真相的必须,这对信息公开条例的落实，对政府公信力的塑造，实在无益。

主动筛查易感人群，类似于战役前期对敌情的主动侦察和了解，也是在扩大监控范围，掌握抗击禽流感的主动权。

北京市朝阳区疾控中心，主动筛查崔各庄乡奶东村禽类养殖户，共24人。方式是采集了咽拭子标本，送北京市疾控中心进行检测，结果发现一名4岁竹姓男童，呈现H7N9禽流感病毒核酸阳性。

目前该男童无临床症状。北京市临床专家组根据其临床表现、流行病学调查和实验室检测结果，综合判定该男童为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毒携带者。

防疫如同战役，只有知己知彼，才能扬己之长，克敌之短，取得战役的胜利。主动筛查易感人群，类似于战役前期对敌情的主动侦察和了解，也是在扩大监控范围，掌握抗击H7N9禽流感的主动权。

主动筛查，不只是查出了一名没有症状的病毒携带者，更重要的是为朦胧不清的H7N9禽流感，提供了有用的线索和珍贵的信息。

此次主动筛查，发现携带H7N9禽流感病毒男童，其父母从事禽鱼贩卖工作，其街对面邻居购买过此前北京首例确诊病例家庭所贩卖的鸡，这就为H7N9禽流感的传染源和途径，提供了一种可以分析和参考的线索。

同时，这也为预防和临床治疗提供了线索。这意味着，此次的H7N9禽流感可以让人在初期携带病毒而不发病（出现症状），这也导致了后来治疗的延误和增加了死亡率。

因为，现有的临床治疗表明，尽早应用抗流感病毒药物是治愈患者的关键。

现在发现人可以携带病毒而不发病，也为预防和治疗H7N9禽流感提供了新思路。主动筛查易感人群，发现病毒携带者后，既可以隔离观察，以防传播，同时也可以及早给予药物进行抗病毒治疗。

因此，北京主动筛查的经验，完全可以全国推广开来。

□张田勘（学者）

长三角地区发现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例后，各地对病例接触过的禽类及其附属物送检发现，活禽交易场所的H7N9禽流感病毒检出率最高。鉴于活禽市场成为城市病例感染发病可能的危险场所，禽流感疫情可能改变中国活禽交易方式。

有道是：败也吃鸡，成也吃鸡。活禽运输、交易、宰杀的过程中，鸟禽类流行性感冒神使鬼差像幽灵一样冒了出来。于是乎，一时间捕杀活禽消除后患，又成了唯此为大的工作。禽流感疫情渐缓之后，禽类养殖产业如何持续发展又是人们不得不直面的一大挑战。

我们一时尚无法知晓禽流感什么时候会冒出来坑鸡坑人，但是显然，更卫生更健康人性的养殖方式，更可信更勤奋的日常检疫，安全、可靠的增产模式，所有这些，想必对于防治禽流感大有裨益。这至少意味着传统养殖业必须经历一场革命。

此外，活禽交易方式也需要改弦易辙。浙江农科院畜禽病毒研究室研究员张存先生指出，城市活禽交易，各种禽类病原极易交叉感染，禽类病原种类多、密度高，变异风险大。正因如此，欧美等发达国家禁止活禽交易。看来提倡消费冰鲜畜禽产品，也是有效预防禽流感等禽类疾病传播的宝贵经验。

国人喜欢对食品交易加工过程眼见为实，是一种习惯。让我们相信冰鲜鸡是无害的，正如让我们相信街头小吃店会像家庭厨房一样可资依赖，这无疑是一个市场信任的大课题。

□ 采桑子(武汉 职员）

一两只鸡鸭的贵贱，不只是货币符号的逻辑演绎，还关乎民生的福祉，以及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执着信念

“死猪漂江”阴影未散，“禽去笼空”愁云又罩。据报道，自上海等地出现禽流感疫情以来，家禽相关的养殖、销售受到剧烈冲击，交易锐减、价格跳水，给养殖户与批发商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以至于有人叹息“养殖就和赌博一样”“家有万贯，带毛的不算”。在养殖业局地遭遇的“冰点”面前，公共权力应当传递出怎样的“热度”？

无论就地扑杀，还是暂停交易，针对疫情的“雷霆行动”，都体现出“舍小众、为大众”的公共利益优先原则。面对公共安全的潜在威胁，任何公民均需配合政府的集体行动。也正因此，对于没有过错、平白受损的当事人，公共财政亦应发挥“风险均摊”的职责，给予其必要的合理补偿。

从补偿的合理性，跃升到补偿的有效性，关键在制度。我们看到，本次禽流感防控中受到影响的沪上家禽养殖场、批发商，已经拿到了相应的补偿，比如每只草鸡补偿30元，每只二黄鸡25元，大体上达到了成本价标准。这是2005年《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条例》出台后，财政合理补偿制度的日渐成熟。

但是，相比禽类“存货”的损失，市场主体更畏惧的是市场交易的剧烈波动。比如，有的合作社火鸡交易量锐减一半，一些家禽餐饮的消费量也骤降八成。尤为严重的是，疫情对消费者信心与养殖户的补栏积极性的持续冲击，更是雪上加霜，更会让市场陷入恶性循环之中。曾经的“蒜你狠”“姜你军”“糖高宗”，不都在价格剧烈波动的过山车上，戏弄过生产商、坑害了消费者吗？

所以说，走出“谷贱伤农、价贵伤民”的大起大落，较之直接的货币补偿，间接的政策补偿是更为治本的策略。市场失灵处，就是政府作为时。借取稳定猪肉价格的经验，建立起禽肉储备制度，以及通过补贴扩展农业保险的范围，长远思之，将对行业生产力的保护输送“四两拨千斤”的巨大正能量。这些制度性的常态救济，不应视为简单的行政干预，毕竟，更好地扶植市场主体，才有更规范、更有效率的市场秩序。

风险社会中，民生、民心与有效的救济制度往往同向而动。有公共卫生的防火墙，才不会恐慌禽流感，有合理的补偿制度，才不会忧虑“全城杀鸡”，有抵御意外的制度细化，才不会在风险面前人人自危。因此，一两只鸡鸭的贵贱，不只是货币符号的逻辑演绎，还关乎民生的福祉，以及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执着信念。呵护民生的“制度安全网”越织越密集，承载“中国梦”的自信道路才能越走越踏实。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10日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继续做好H7N9禽流感防控工作。近期，一些城市传来集中捕杀鸡鸭的消息，各地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忙着采集禽类和外环境样本，加强了H7N9检测，防控禽流感，仍然是当下一个重大话题。

我们现在做的，实际上是“公共疫情的紧急应对”，不妨称之为非常之举。但回望非典疫情以来的10年历史，我们不得不直面一个事实：人感染禽流感疫情带着季节性特征，正在趋于常态化。疫情一旦出现，人们想尽办法来应对，鸡鸭猪肉没人吃，养殖户和商贩利益受损，此外还要开发疫苗、注射疫苗，事情繁多。

出路在哪里？公共卫生安全，不能止于在人类自己身上动脑筋，历史的经验表明，我们应当在禽畜环节建立人类的防线。在近日举办的中国公共卫生学院院长上海论坛上，有知名公共卫生专家就提出，应对人感染禽流感疫情，国家应尽快建立长效管理机制，而管住禽类等动物是其关键。相比之下，现有疫情应对只能算是坚守最后的防线。

在禽畜环节建立防线，是因为家禽家畜是各种禽流感病毒侵入人类的跳板，人欲自救，聪明的做法就是加强禽畜防疫。随着工业化进程加速，我国居民的食物结构发生深刻变化，人均肉与乳制品消费量大幅增长，养殖业遍地开花。一些养殖场所卫生状态堪忧，导致禽畜疫病发病率居高不下。上个月上海黄浦江打捞死猪数万头，死猪从何而来，因何而死，仍不明确。

我们可以推测：由于政府对养殖环境卫生、禽畜疫病、禽畜产品加工销售环节关注不够，监管远未到位，由此产生一个严重的禽畜“公共卫生”问题，并最终演变成人的公共卫生困境。据研究，禽流感病毒发现已有百余年，一直只在鸡的世界猖獗，但从上世纪下半叶开始，禽流感开始侵入猪马等，上世纪90年代出现了人类病例。候鸟则发挥一种“病毒搬运”作用，使疫情在禽畜间蔓延，最终殃及人类。

很显然，防控人禽传染、人际传染只是治标，要治本，应从禽畜着手。目前政府对养殖业监管不足外，城市还遍布活禽销售、宰杀点，少数酒店门口还公然摆放鸡笼、野味笼，人感染禽流感往往发生在这类场所。有关部门可以在两个方面改进工作：加强对养殖业卫生、防疫、检疫方面的管理，加强对城市活禽活畜以及宠物的监管，不留禽畜管理的死角。

在禽畜环节建立人类公共卫生的防线，不是遏制市场的活力、限制产业的发展、消灭人的生活，而是确立禽畜“公共卫生”的概念，把长期被忽视的、没有做到位的事情做好。搞好禽畜“公共卫生”，等于搞好人类的公共卫生，而人类公共卫生必须向禽畜的世界扩展。观念更新之后，相应的目标、方法、规则与机制必须确立起来。

现在我国公共卫生投入远非充裕，动物“卫生福利”也是一个问题，但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是，面对疫情，除了紧急应对，我们必须回到源头，在穷根究底上想办法。

陶小莫 画

南京市城管局近日发出了“最后通牒”：4月9日24点以前，南京市区范围内（涉农除外）居民须自行处理饲养的家禽家畜（鸡、鸭、鹅、食用鸽、兔、羊），不少居民都非常配合。4月9日，记者从南京市多个社区了解到，有的居民“挥泪斩鸡”，还有的居民为了给鸡留条活路，不惜“百里送鸡”。对杀死的鸡，在专家劝说下，大多表示自己会留着吃。（4月10日《现代快报》）

虽然南京市“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漏掉一只”的倾城斩鸡动作有点大，造成的市民反映有点激烈，对其他城市的影响效果暂不明确，而且还有点“一拍胸膛就让政策出房”的味道。但从相关法规来看，南京城管出手倒逼市民“挥泪斩鸡”的举动是合法的，无可厚非。我国《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规定“按国家行政建制设立的市区内，禁止饲养鸡、鸭、鹅、兔、羊、猪等家畜家禽；因教学、科研以及其他特殊需要饲养的，须经其所在地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不过我们容易从中窥出一种常见的“治理困境”。当一地发现H7N9病毒时，人们随即绷紧神经，急着查找源头，使出全城斩鸡的“围剿行动”。当禽流感散去，疫情得到有效控制时，恐怕城市的屋顶很快又会再闻鸡鸣之声，一些阳台上都会被风刮起飞天鸡屎。那时的城管就不会在意国家及省、市曾出台过相关法规，禁止城区养鸡的规定。这就是在一些领域频频出现的“中国式治理”的怪圈。执行力总是跟不上“变通力”，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类似镜头时有显现，也便能从中找到根由了。

对公共卫生事件保持足够的警醒，布设必要的病毒防火墙，是各级公共机构必须面对的一道长期课题。换句话说，布控城市卫生防疫行动，功夫在平时。靠一次性的赶炮火功夫，效果堪忧。我们需要有一种科学的防控态度，一种理性的治理策略。那种以为“杀倒一城鸡、阻断禽流感”的做法，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临阵磨枪之举，尚未找到求解问题的根本。在应对H7N9病毒突袭时，我们需要一种精神、责任与情怀，需要始终坚持以一种“醒着的姿态”出现，需要在危机意识的导引下保持科学务实的态度。（长沙晚报）

H7N9禽流感一出现，板蓝根又被热炒了一把。4月3日，江苏省卫生厅发布人感染H7N9禽流感防治中医方，其中提到玉屏风散颗粒、板蓝根冲剂、黄芪口服液等中成药可用于预防。对于板蓝根的作用，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表示，“这么短的时间内就找到了预防药物，这也太快了”。

钟院士的这番话遭到了一些人的反驳，称钟院士在没有实验证实板蓝根对禽流感无效的前提下，就断言其无用，太过草率。但笔者认为钟院士的表达，是比较清楚和理性的。他只是说目前的试验结果证实，板蓝根在预防H1N1流感和H3N2等普通流感方面，确实有一定作用，但能否抗H7N9病毒，目前还没有结果。

也就是说，钟院士既没有否认也没有肯定板蓝根的抗H7N9病毒作用，是一个客观的陈述。问题不在这，而在于钟院士称，认定板蓝根等能预防H7N9禽流感“也太快了”。如果有实验和临床病例证明板蓝根的确能预防H7N9禽流感，当然这个“太快了”的说法就不成立。但问题是，板蓝根能预防H7N9禽流感的实验和临床证据和结果并没有公布，所以“太快了”的评判并非无理。

尽管现代医学是一门综合性学科，但从循证医学和药学来看，基本上还是自然科学的范畴，也因此符合慢科学的规律，所以也可以称为慢医学。这不仅体现在对病因、病原体和疾病传播途径的探寻上，也体现在药物对症治疗的探索上，甚至有时还会出现反复。

例如，10年前的“非典”曾一度把冠状病毒的宿主和传播者归咎于果子狸，现在才发现并非如此，而是中华菊头蝠。当然，果子狸也是冠状病毒的中间宿主，但不是天然宿主，它也是被传染的。这也反映出人们对疾病的认识是缓慢的。

药物学同样是一种缓慢的科学。根据新药研发普遍认可的时间，今天，研发一种能够有效防治全球性重大疾病的西药新药，平均需要10多亿美元和10年以上时间。

我国从传统医药研发的最典型的药物是青蒿素，也是我国目前唯一被世界卫生组织认可，按西药标准研究开发的中药。如果以1967年5月23日青蒿素立项，到1979年9月原国家科委向卫生部中医研究院等6个单位颁发“抗疟新药青蒿素”的发明证书为止，经历了10年以上。如果再以目前世界范围内所使用的抗疟药奎宁类衍生物和青蒿素类衍生物两大类药物来看，自从1620年人类在秘鲁发现金鸡纳树皮有很好的治疗疟疾的作用，到从该树皮中提取其有效成分并分析出化学结构则经历了近200 年，从金鸡纳树皮的发现到青蒿素的研制成功则经历了350 年。显然，药物学进展之慢有时如同乌龟行路。

还有更慢的科学。2013年3月21日英国《自然》杂志上发表的一篇题为“长期的研究：缓慢的科学”的文章列举了好几项极其缓慢的科学研究结果的例子。如发现沥青能够滴漏，用了85年时间，85年来，这项实验只出过一篇论文，计算出了沥青的黏性是水的2300亿倍；监测“愤怒”的巨人意大利维苏威火山并获得一些数据，用了170年；检测氮、磷、钾、钠、镁以及农家肥料对主要农作物如小麦、大麦、豆类以及块根农作物的影响，也用了170年；研究天才儿童的成长用了90年才获得初步结果：童年与成年后的心理因素即审慎、毅力，以及计划性对人的寿命有重要影响，具有良好责任心的人的寿命比普通人要长6到7年；记录太阳黑子的活动，用了400年的时间等等。

显然，包括药物和临床医学在内的所有科学研究都是慢科学，要指望一种疾病在出现后就会发现和找到有效的药物，的确不现实，除非是我们的运气太好。从这个意义上看，说板蓝根能预防H7N9禽流感有效是“太快了”完全有理由。

但是，人类的防病治病也有一种固有的心理，患病后恨不得马上就治好；出现疫情后恨不得即刻就有特效药。在这样的心理之下，也就会病急乱投医，有枣无枣都要打一竿。往好里说，也许这种行为能对人有一些安慰作用，同时也是科学研究采用的试错机制。但是，如果不谨慎，就有可能误导误信，反而延误疾病的治疗。所以，强调一种药物从动物实验到临床三期试验的数据，以及作为常规用药后的效果统计，才是循证医疗的理性或科学性。

尽管H7N9禽流感突如其来，但是相比十年前的SARS，公众并没有太多的恐慌。比较及时透明的信息公布，应对举措的迅速展开，话题的各抒己见和自由讨论，都使得公众以更为理性和平静的方式泰然处之。

过去一周，可以从诸多媒体报道中，看到有关禽流感的各种信息。从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等地的确诊病例数、死亡人数，到多地备战H7N9的诊疗方案；从上海披露首例H7N9发现全过程，到农业部相关专家表示，不排除在更大范围内检出禽流感可能性；从治疗H7N9新药获批上市，到“万能神药”板蓝根的局限性……

与SARS明显不同，H7N9和禽流感从一开始就不是禁忌词，相关病例和死亡人数，也没有秘不可宣。虽然微博上不时有疑惑，甚至有一些传言，但是及时公开透明的信息，给人们提供了良好的判断依据，很少有人轻信传言或以讹传讹。清明小长假期间，人们更多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是否外出旅行，上海、江苏、安徽等地，也没有因为出现禽流感病例而人流骤减。各地及时的应对举措，也减少了不必要的恐慌。针对H7N9传播的具体情况，一些地方开始捕杀活禽，暂停活禽交易，它们传递出“政府在行动”的信号，在一定程度上安抚了民众的不安。

公共卫生事件突发之时，我们时常强调理性应对。相信谣传，莫名的恐慌，抢购所谓的防护用品和药品等，曾被视为民众不理性的表现。其实，理性不是凭空建立的，也不能靠简单的倡导就能实现。信息公开，应对有方，允许质疑，及时回应，才可能最大限度地构建公众理性。

对于H7N9禽流感的防控，人们曾经提出过一些质疑，比如，上海出现的首例病例为何没有及时公布，禽流感是否与黄浦江死猪事件相关，南京小区内多只麻雀为何无故死亡？对此，相关部门给予了及时的回应。同时，在相关问题的探讨上，也更为开放。

比如，针对预防禽流感的中医药方，钟南山院士就表示，“这么短的时间内就找到了预防药物，这也太快了”。而患者是否应该得到免费治疗，也有不同意见。

“H7N9是否会像非典一样大面积暴发”，也一度是网络上的“今日话题”。这种讨论，不见得都有理有据，相关观点也未必权威科学，却体现了公共事件中的公众知情与参与。允许讨论，比禁声之后给出一个确定无疑的答案，更容易被公众所接受。

争议之中，民众并没有手足无措，他们其实自有主张。有关“治疗费用是不是该免”的微博小调查就显示，98%以上的参与者同意免费救治H7N9患者。可见，无须担心不同意见混淆视听，也不必害怕公众在异议中无所适从，同公开透明有助于理性判断一样，习惯于众说纷纭的舆论，很难被一家之言所蒙蔽。

正如卫计委相关官员所说，与十年前相比，此次禽流感的防控，更加透明规范，对于突发事件的应急机制和能力，也有了很大进步。无论是禽流感，还是与之相关的病理学、药物学知识，都不可能马上被了解和掌握，相关的防治措施和方案，难免有疏漏。最大限度地公开信息，允许讨论和质疑，既体现了面对未知的严谨精神，也是对待公众事件的一种负责任态度。

禽流感救助基金既救急、又济贫，也能够及时、有效地对患者实现防控、诊治的全覆盖，避免因救助不及时而间接扩大疫情，从而保障更多的人。

为做好人感染H7N9禽流感防控工作，广东省政府决定设立“人感染H7N9禽流感防控及医疗救助基金”，首期3000万元经费已经准备到位，主要用于防控工作和救助困难染病患者，如未纳入医保的低收入者，或无力支付医疗费的外来务工人员等，城乡居民医保患者的治疗费纳入医保报销。

此前，中山大学岭南学院财税系主任、教授林江曾表示，公共财政为H7N9禽流感买单须有一个前提，就是“H7N9禽流感具有人到人的传染性”。这一说法引发了广泛争议。广东省专项救助基金的设立，或可视为对这一争议的积极回应。

在一个医保全覆盖的社会中，针对单一疫情设置专项救助基金并无必要。但由于中国医保保障水平较低，覆盖率也不够高，很多农村人口、外来务工人员和城市低收入人群，缺乏医疗保障。加之禽流感患者治疗费用高昂——江苏南京有位患者为了治疗甚至打算卖房——所以，设置救助基金，很有必要，有了救助基金的兜底，可最大限度地消弭广大低收入者的焦虑，不至于因为费用原因，出现患者有意无意隐瞒病情、放弃治疗的情形。

从现实效率来看，救助基金既救急、又济贫，也能够及时、有效地对患者实现防控、诊治的全覆盖，避免因救助不及时而间接扩大疫情，从而保障更多的人。毕竟，目前有关各方对H7N9禽流感的认识尚不全面，在这种急如星火的情势之下，如果因为诊疗费用而丧失时机，最后受损的还是公众的利益。

无论如何，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提供必要的救治资金，这既是公民社会的理性所在，也是现代政府的责任。说到底，公共财政来源于全体民众，当全体民众的公共利益有可能受到损害时，理当做出相应的制度安排。在这方面，相关的法律法规已经十分清楚。无论是《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还是《传染病防治法》，均明确了政府的救助责任，国家卫计委日前也紧急发布通知，严禁因费用问题延误救治或推诿患者。

因此，目前广东省设立救助基金，并且在救助上突破户籍藩篱，将外来务工人员纳入，是一个值得肯定和效仿之举。有了这样的兜底救助，必将会增进而不是减损全社会的公共利益。接下来，发现疫情的各地政府也应该设立类似的救助基金，切实落实经费，践行政府责任，不能因为没钱治疗而致使事态更加恶化。

短短一周，H7N9已经成为无法回避的关键词。距离非典爆发10年，那场疫情曾让国人直面了突发性公共卫生危机的残酷，也推动了中国公共危机预警和信息公开机制的建立。如今，社会信息传播方式与十年前相比发生了重大变化，政府在关于H7N9的信息发布上，既要革新一些陈旧思维，又要思考如何面对新的信息传播形式。

危险的不确定性，正是公众焦虑的源头。这时候，无论是病患的统计情况、对病毒研究的进展，还是疾病的症状、预防和治疗等知识，人们都迫切希望得到官方及时、准确的信息和科学、有效的指导性意见。

最初，H7N9禽流感首个死亡病例的正式发布，在时间上有滞后，引起了网民关注；近日，部分地方卫生部门给出的H7N9禽流感预防指导办法中，列出了服用板蓝根的手段，遭到网民对其“万能有效性”的质疑；央视新闻联播没有报道H7N9而关注非洲野生动物迁徙，在网络遭到口诛笔伐。

不能否认的是，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彻底精确地掌握H7N9病毒的详细状况，对生物学界、医学界都是个前沿性难题；于民众来说，疫情关乎生命健康，有所担心完全可以理解。面对这样重大而棘手的问题，要做出尽可能适时恰当的判断并发布信息，也考验着政府的工作方式与效率。

我们可以看到，目前的官方信息发布，已经加快了更新的速度，不仅是发病人员的治疗情况和疫情控制措施的报道，也从普通民众的角度出发，公布了一些比较实用的知识和注意事项。

尽管如此，对H7N9的“战斗”才刚刚打响，相比于一些外媒和国际组织的关注和不断提供的信息，我们的信息发布却调动得相对迟滞，专业性也尚显不足，无法让民众完全满意，这也可能加剧了人们应对突如其来疫情的非理性行为。事实上，尽管面对的是一种未知病毒，但此次疫情在本质上并无特别之处。突发的公共事件，大多具有“不确定性”，当信息不能及时跟上，极易导致各种猜测、误读乃至流言和谣传。

在信息管理上，官方所要扮演的角色，是集中社会资源和力量为公众利益考量，最大限度地回应公众的知情需求。而公共信息发布的原则，既要及时、真实，为了保证准确，还需格外审慎。

在信息传播速度上，互联网，尤其是微博，凭借敏锐、迅捷的特点，成为异军突起的信息传播平台，传统媒体受到了挑战。然而，审慎、负责和权威的定位，是传统媒体应该始终坚持的优势。微博更是对官方信息发布提出了巨大考验，如果官方信息总是跟在微博之后，很容易让人产生被动应付的印象，让官方信息的公信力打了折扣。

在信息充分性上，有时，信息发布会“有所保留”，以避免引起不必要的损失和民众恐慌，维持社会环境稳定。但是，稳定的前提必须是真实，隐瞒并不能消除恐慌，恐慌恰恰来自于不透明的信息障碍。

公共事件信息管理的核心，在于服务理念。服务的对象是人，一切为了人，为人着想，急人所急。只有不遗余力满足民众对信息质量的要求，人们才会更加倾向于相信来自主流渠道的信息，这样也才能更加有利于人们摆脱不理性的恐慌，积极配合政府的危机处理。

唯有及时准确的信息公开，才能抚慰公众的焦灼无助

禽流感来袭，全国的目光强力聚焦，盖因公众太容易联想到10年前的非典。现在，从政府部门到社会公众都深知，在疫病突如其来的非常时期，牢牢维系民族凝聚力，让人们科学对待、沉着应战的首要一条，就是权威信息发布的公开透明。

我们并非从一开始就洞悉这一点。曾经，在负面事件出现时，一些部门和媒体会本能地选择沉默和观望，以致错失权威信息披露的先机。其后果不但影响决策的效率，更导致不实传言甚至是恶意谣言漫天乱飞。结果，随后即使公开再多千真万确的信息，却因明显滞后，导致政府公信力大受损伤，深陷所谓塔西佗陷阱——哪怕说了真话，也难以取信于民。

当年非典的信息披露，就经历了这样一个曲折的过程。一些地方政府最初怕伤及稳定，选择瞒报疫情的严重程度，不但使各地因放松警惕而导致疫情扩散，公众的心理恐慌或猜疑也伤及了政府诚信与社会稳定。接下去，北京市和卫生部主要领导因为对此负有责任，相继职务变动。媒体也开始了铺天盖地对非典疫情发展和应对举措的报道。公众在潮水般涌来的准确、透明的信息披露面前安静下来，人心重新凝聚，疫情传播得到有效遏制。

中国抗击非典的曲折，充分印证了，唯有及时准确的信息公开，才能抚慰公众的焦灼无助。这对中国信息公开的历史进程，具有意味深长的里程碑意义。

现在，多地都在逐日发布关于禽流感的最新讯息。比如上海，时常会有紧急新闻发布，发现新的病例，及时向公众报告；公众疑心疫情与死猪相关，也立即采样化验，释疑解惑。南京发现麻雀群死异常，卫生部门闻报随即介入调查。兰州有传出现禽流感病例，卫生部门查验后第一时间发布此信息不实……

是的，仍然会有公众质疑，比如为什么事隔20多天才公开首例人感染禽流感病例？为何证实与死猪无关却只需一天？媒体也在耐心解释，对未知病毒的检验需要时间，而排除明确病毒感染则相对比较容易……

其实，公众的质疑，也是一种正能量。唯有不懈的质疑，才会不断砥砺政府信息公开的速度与力度，才会在权威解疑中修复社会互信。有的时候，人们对所有信息发布、哪怕是权威发布，一概抱持“我不相信”的态度，这使信息有效沟通、社会有效管理、危机有效防范的成本大大增加，也使信息社会的伦理规范被动摇，社会的互信基础则在谣言不断引发的集体性焦虑中被渐渐蚕食。

片面地指责“我不相信”，于事无补。唯有充分的信息公开，靠对瞒报行为的惩戒，方能锻造政府坚实的公信力。而对付个别恶意的网络谣言，除了完善相关法律，加大对恶意造谣者的惩处力度以外，最有效的撒手锏，依然是最大程度的公开透明。

谣言止于公开，互信缘于透明，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