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定思痛之后,我们需要拿出更多实际行动,去守护我们所生活的城市的平安美丽,去推动我们所挚爱的国家的点滴前行】

21日,“12·31”外滩拥挤踩踏事件的调查结果正式公布,黄浦区委书记、区长等11名官员依法依规受到严厉问责。这是一份让人心情倍感沉重的调查报告,一个令人扼腕叹息的调查结果。沉重的代价,应该换来城市的成熟和进步。

此时此刻,人们思绪不禁回到三周之前那个令人不堪回首的跨年之夜。在那场本该是祥和喜庆辞旧迎新的群众性活动中,因拥挤踩踏造成的悲剧猝然降临,36条生命的脚步无法再迈入新年,36个家庭的命运就此完全改变。在踩踏中受伤的49人中,截至21日上午8时还有3人继续在医院治疗。

这起事件给上海这座美丽的城市留下了永远的痛。记者了解到,不少人被调查组约谈之前,就主动递交检查,表达极度内疚与失职的痛苦,他们也饱受心灵折磨,表示必须承担责任。直到处分决定公布前一天,他们仍在做事件善后工作。

从调查结果看,这是一起造成重大伤亡和严重后果的公共安全责任事件。黄浦区政府和相关部门对重点公共场所大量人员聚集的风险,预防准备不足,现场管理不力,应对处置不当,是这起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正如上海市委主要领导认识到的那样,如果我们各级领导干部安全意识更强些,如果我们各项安全防范措施落实更到位,这起事件完全可以避免!

治理好这座中国最大的城市,守护好生活工作在这里的2500万人生命财产的安全,是党和人民交给上海市管理者的重担,责任极其重大。多年来,上海也积累了组织大型活动的丰富经验,比如2010年世博会期间,就曾在一天之内有序应对百万人的超大客流。

但是,特大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中心城区公共场所的安全管理,在全世界都是一个难题。“魔鬼在于细节”,即便如上海这般管理还相对精细的城市,仍然存在公共安全管理的薄弱点。一旦有失,便可能付出惨重代价。而且,对于这类无主办单位的大型群众性活动,如何明确责任、确保安全,法律法规方面的空白也需要填补。

上海在外滩踩踏拥挤事件的发生后,已着手落实一系列整改措施,比如加强对大人流场所和活动安全管理,进一步提升突发事件防范能力和全社会公共安全意识能力等。此外,上海市还将抓紧组织修订突发事件应急联动处置暂行办法,提升应急联动处置效能；并研究出台相关实施办法,填补无组织大型群众活动的空白,使群众自发组织的活动也有预案。

痛定思痛之后,我们需要拿出更多实际行动,去守护我们所生活的城市的平安美丽,去推动我们所挚爱的国家的点滴前行。

【“群众自发聚集”的定性，不能成为有关官员减责或免责的挡箭牌。人民利益比天大，不是用嘴说说这么简单，只有所有失职、失察官员都被纪律和法律严厉追责，公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才能获得保障。】

21日，上海公布“12·31”外滩拥挤踩踏事件的调查报告，认定这是一起对群众性活动预防准备不足、现场管理不力、应对处置不当而引发的拥挤踩踏，并造成重大伤亡和严重后果的公共安全责任事件。黄浦区政府和相关部门对事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黄浦区委书记、区长被撤职。（相关报道见1月22日《北京青年报》）

2014年12月31日晚，上海外滩陈毅广场发生群众拥挤踩踏事件，共造成36人死亡，49人受伤。36个年轻的生命，在新的一年即将来临之际陨落，惨剧令举国震惊、世人哀伤。上海外滩踩踏事件为2014年画下一个悲伤的句点，血的教训必须被永远牢记。正如此次上海市联合调查组所总结的，踩踏事件发生的原因和教训包括：当地政府和相关部门领导思想麻痹，严重缺乏公共安全风险防范意识，事发当晚预警不力、应对失当。如何让有关部门和官员汲取教训，避免悲剧再次发生？严厉追责是重要的第一步。

在悲剧发生后的第21天，有关联合调查组拿出了一份比较详尽的调查报告，初步厘清责任，并据此给出处理意见。调查组的问责名单上，有11位当地官员，其中黄浦区委书记周伟、区长彭崧等人被撤职。尽管有关报告具有一定的说服力，但还是有舆论提出质疑：为什么被问责官员都集中于区级层面，为什么没有更高层级的地方领导被追责？

昨天发布的调查报告将这起悲剧定性为，造成重大伤亡和严重后果的公共安全责任事件。是“事件”而非“事故”，之所以出现这样的认定，是因为黄浦区政府去年已决定不再搞往年的“跨年灯光秀”，于是，导致踩踏灾难的人群是由“群众自发聚集”引起，而非政府组织的活动，“事件”的定性因此而来。这一定性既是调查后的结论，也是悲剧发生后有关部门的初判。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死亡30人以上的“特别重大事故”，应由国务院授权相关部门进行事故调查。由于有了是“事件”非“事故”的初判，踩踏发生后，国家层面并没有派出调查组，而是由上海组织相关地方政府部门成立了联合调查组。

是否应有区级以上的官员为踩踏事件承担责任，未经全面调查没有人可以妄下结论。但是，市级调查组只能追责区级官员，这样的成见也是绝对错误的。踩踏事件调查组的层级是由事件性质决定的，这个层级绝不是责任追究的边界。相信有关调查组不会辜负中央政府的信任，最终可以做到，责任到了哪里，追查就跟到哪里，给公众一个值得信服的交代。

面对上海踩踏事件这样的惨剧，除了全面追责，还要深入追责。由于担心出现人员聚集安全风险，上海市及黄浦区有关部门决定取消延续多年的“跨年灯光秀”活动。然而，当地政府没有广泛宣传告知公众这一变更情况。往年外滩必备的高强度警力配备，在去年跨年时突然撤空，但人群却依旧涌来，一场完全可以避免的惨剧不幸发生。被撤职的黄浦区委书记、区长等官员，事发当夜就在踩踏发生地的不远处公款吃喝。对比同时发生的惨剧，有关官员违反中央规定的行为，影响愈加恶劣。试想当时场景，有关当事人员前往餐厅时悲剧还未发生，他们是该地区的主官，眼前的人潮涌动、危机四伏，竟然未能唤醒他们的风险意识，未能挡住他们大快朵颐的胃口。这些官员不仅应被撤职，更应该法办，他们的所作所为已经踏上了“玩忽职守”的法律红线。

上海外滩踩踏事件中，“群众自发聚集”的定性，不能成为有关官员减责或免责的挡箭牌。人民利益比天大，不是用嘴说说这么简单，只有所有失职、失察官员都被纪律和法律严厉追责，公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才能获得保障。

【只有把百姓安全、人民利益看得比天还大，才会不计较、不推诿，承担起应尽职责】

22天前那个惊恸的元旦倒计时，众多家庭的希望被踩碎在上海外滩，36个鲜活的生命，以黑色的字体呈现在公众面前。悲剧的调查与问责，也伴随着悲痛和质疑，由此展开。

1月21日上午，上海市联合调查组公布了调查结论：黄浦区政府和相关部门领导思想麻痹，严重缺乏公共安全风险防范意识，对重点公共场所可能存在的大量人员聚集风险未作评估，预防和应对准备严重缺失，事发当晚预警不力，应对措施失当，是这起拥挤踩踏事件发生的重要原因。同时，包括黄浦区区委书记、区长、上海市公安局指挥部副主任在内的11名官员被问责。（相关报道见1月22日《人民日报》）

思想麻痹、风险意识匮乏、预案缺失、预警不力、应对失当……接二连三的失误，也让人痛心并难以接受：如此原始的踩踏悲剧，如此荒疏的管理漏洞，怎么会发生在向有精细化城市管理之名的上海，发生在中心城区黄浦？

细读调查报告，迷惑渐解：非不能也，是不为也。

再丰富的经验、再精细的管理、再高超的能力，在“群众自发性聚集活动”面前，都需重新检验。因为官方组织的跨年灯光秀活动取消了，只剩下“群众自发”的迎新活动，似乎政府就可以免责，高枕无忧。然而，每逢节假日必成风险点的外滩，并不管你有否官方活动，人流依然汹涌，又怎会区分“官方组织”还是“群众自发”？

为了规避责任风险取消官方灯光秀，却恰恰发生了安全惨剧。这很像是讽刺。

事与愿违，盖因政府部门忽视了安全责任，细致预案不做了，密集警力打折了，限流措施取消了。重大隐患就此埋下。

问责如山。然而，处分11位领导干部，并不是事件的终结。“群众自发，政府免责”的思路，在很多地方根深蒂固。“谁组织谁担责”的问责规矩，被诸多法律法规固化，而无人组织的群众聚集活动，仿佛就该无人担责。如果不加警觉，悲剧昨天发生在上海，明天也许还会发生在别处。特别是在人口导入型的特大城市，任何政府打盹儿的公共区域，都可能瞬间变成安全的痛点或软肋。

上海的这一次问责，终结了“群众自发，政府免责”的惯例。黄浦区一、二把手全被追责免职，被指“贯彻落实国家和本市有关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工作的法律法规不力，对辖区内相关部门履行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工作职责不到位的问题失察”，“对辖区内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工作领导不力”。上海以血的教训首开先例，也给全国敲响警钟：即便是群众自发活动，政府亦无法免责。责任缺失酿成的公共管理盲区，因为这次外滩踩踏事件而太过醒目。

堵上法律认识漏洞，重在堵上思想的漏洞。在百姓安全这条底线面前，领导干部没有“免责”一说，只有始终怀抱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责任感和紧张感，强化生命至上的红线意识，强化安全底线思维，强化各级安全责任，才可能杜绝任何细节上的疏漏。

踩踏事件之后，上海市主要领导沉痛自省：“党和人民把这么重要的一座城市交给我们管理，我们应当竭尽全力，用我们的心和所有的精力，去保护这座城市每一位市民的生命安全和财产安全、去维护整座城市的安全”。领导干部只有守土有责，把百姓安全、人民利益看得比天还大，才会不计较、不推诿，承担起应尽职责；才能在面对人民和后人时，问心无愧。

在“12·31”外滩踩踏事件发生21天后，上海官方正式公布了调查报告，认定这是一起公共安全责任事件，包括黄浦区区委书记周伟、区长彭崧在内的11名干部受到撤职和记大过等处分。同时，上海市纪委对事发当晚黄浦区部分干部在“外滩附近一家高档餐厅用餐”一事也进行了调查核实，确认周伟等人公款吃喝的事实，违反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调查结果的公布，还原了事件发生的情形，相关责任人也受到了严厉的处罚。但是，对事件原因的揭示尤为令人痛心。调查报告显示，对新年倒计时活动变更风险未作评估、变更信息宣传严重不到位、预防准备的严重缺失、监测人员流量变化情况未及时研判预警，以及应对处置失当都是造成踩踏的重要原因。

简而言之，就是从筹办到活动当日，甚至是人流拥挤的苗头已经“不对劲”的时候，都没有引起相关方面的足够重视。仅仅出动了350名民警的安保力量本身就说明了问题，而种种迹象似乎都在指向一个令人后怕的起点：这场吸引了30万人的超大型活动从一开始就没得到官方相应的“挂念”，“群众自发”的跨年狂欢，怕是名副其实的“自娱自乐，后果自负”。

现在看来，惨剧的发生绝非不可避免，其中的人为失误需要进一步追究。事实上，外滩的新年倒计时活动不是今年才有的“新状况”，30万人的规模也称不上超出地方政府能力范畴之外的“突发状况”，可坏就坏在一旦是“群众自发”就没了保障，暴露出问题的根源。

这些年来，国内很多城市承办了各种级别的大型活动，国际性活动也越来越多，对于当地政府对活动支持工作的评价，即使不敢说是滴水不漏，也绝对堪称尽心尽力。从交通路况、志愿服务到城市景观，甚至空气质量都能改善，充分证明政府在公共活动管理上的能力有多么“过硬”。

能力上不成问题，意识态度上则相当轻忽。与踩踏事件的紧张和骚乱相比，“公款吃喝”这一茬的曝光简直让人忍无可忍，也令一出悲剧发人深省。黄浦区区委书记一行人等，在事后的内疚与忏悔未必不真心不诚恳，可他们在12月31日晚上享受一桌盛宴时，也许是忘了还有很多老百姓都挤在外滩的可能风险，或者即使知道也懒得关心，仿佛这是一桩拈不上筷子的事。

在一些地方，只要不是由政府主办的公共活动，似乎就不属于值得上心的大事，相关部门感觉不到压力。在节骨眼上还能悠然自得地大吃大喝，觥筹交错，心中哪还有地方留给群众，思想上不重视，行动起来怎能不怠慢。对这次事件的问责，终归不只是撤掉几个干部这么简单，关键是要通过严厉的责任追究，绷紧干部脑子里为人民安全负责的弦，不让悲剧再发生。

【问责更给更多领导干部一个警醒。对于安全这一公共产品，政府应该是第一责任人，不管是“群众自发”还是“政府组织”，只要出了问题，就都不能免责。】

经过20天的调查，新年伊始就震动全国的上海外滩踩踏事件结果公布。11名领导干部被问责，其中，黄浦区区委书记、区长被撤职。调查中“官员当晚在附近吃豪华餐”的细节，更是引来大量关注。

对于这一事件性质的认定、责任的确定等等，相关方面已经通过媒体进行了部分解释。舆论对这些“技术性”的细节有疑问，其实很可以理解——发生在中国最繁华之地，36个年轻的生命凋零，确实予人强烈的情感冲击。但看得出来，对于各种声音，调查组也在尽力回复以打消公众对公共安全的担忧、对政府管理能力的怀疑。

恰如调查报告给出的“说法”，这一踩踏事件的直接原因是“对重点公共场所可能存在的大量人员聚集风险未作评估，预防和应对准备严重缺失，事发当晚预警不力，应对措施失当”，而根本原因是“思想麻痹，严重缺乏公共安全风险防范意识”。几个领导当晚在附近吃豪华餐的情况，也正好印证了这样的判断。

调查报告中引来广泛关注的另一个点，是“无主办单位的大型群众性活动”的说法。这一说法也揭示，在一个“风险社会”，对公众安全的威胁存在于各种“意料之外”，稍有麻痹大意就可能酿成不可挽回的损失。而对于安全这一公共产品，政府应该是第一责任人，不管是“群众自发”还是“政府组织”，只要出了问题，就都不能免责。这样的意识，正应该通过一次次的问责，深深嵌入每一个领导干部的意识中。

这几年来，问责作为一项行政制度，已经慢慢成为事故之后一个必选项。2009年，中办国办就联合印发了《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然而，新华社去年12月曾对5起重大安全事件进行跟踪调查，发现有的慢慢吞吞称尚在处理，有的遮遮掩掩甚至拒绝公开，其中就包括上海福喜、奉化塌楼等事件。

其实，问责不仅是给公众一个交代，更给更多领导干部一个警醒，避免类似的事故在其他时间、其他地方再次发生。问责固然应该按照一定的规程，不能一味求级别高、人数多，但在多大程度上能起到这样的警示作用，恐怕也是需要考虑的一个标准。

在刚刚召开的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王岐山参加小组讨论时强调，“问责一个，警醒一片！应该发现问题没有发现就是失职，发现了不报告、不处置就是渎职！”虽然这话是针对反腐败说的，但问责一事，在其他工作中也该没有例外。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督促各级干部以“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态度，恪尽职守、夙夜在公。

【突发事件的应对，是对机构和人的应急能力、综合协调能力的重要考验，因而尤其要求政府部门及其负责人要有敏锐的风险意识和高度的责任心。】

21日，上海公布“12·31”外滩踩踏事件的调查报告，认定这是一起对群众活动预防准备不足、现场管理不力、应对处置不当而引发的拥挤踩踏并造成重大伤亡和严重后果的公共安全责任事件，黄埔区政府和相关部门对这起事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并建议对黄埔区委书记、区长、公安局长等11人撤职等处分。

这一调查报告，从总体上分析了引发此次事件的五大原因，将事件定性为了公共安全责任事件。明确在国际化大都市发生如此事件，后果是惨痛的，教训是深刻的。

社会生活中，突发事件，包括自然原因而导致的突发事件和社会原因而导致的突发事件，本身在一定程度上难以避免。因此，对突发事件的应对充分凸显着公共管理部门的管理水平和效能。地方政府作为公共安全的保障者和社会秩序的维护者，是突发事件应对中的重要责任主体。

在应急法制上，突发事件的应对包括四个层次：事前的预防与应急准备，临近发生时的监测和预警，事发时的应急处置与救援以及事后恢复与重建。由于事件一旦发生，往往具有不可逆转的破坏性，因而预防便显得至关重要。例如，对于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应当事前便对于当地的植被、土壤、降雨等情况有着充分的估计并作出预案，而不能等到实际发生时再慌忙应对。此次上海的踩踏事件，预计不当、预防不足可谓是关键原因。

突发事件的应对，是对机构和人的应急能力、综合协调能力的重要考验，因而尤其要求政府部门及其负责人要有敏锐的风险意识和高度的责任心，即对民众生命财产安全负责的责任意识。对此，近日召开的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也强调，群众自发形成的聚集活动要研判评估，形成常态化安全监管机制，加快创新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

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人口流动的频繁以及公共交通的发达，城市中尤其是大城市的人群聚集越来越容易发生，因而对此类大型群众性活动的安全管理也显得愈发重要。一方面，对于一些公共场所和其他人员密集场所，经营单位或管理单位应当制定具体的应急预案，配备报警装置和必要的应急救援设备、设施，注明其使用方法，并显著标明安全撤离的通道、路线，保证安全通道、出口的畅通。

另一方面，在一些重要的时间节点以及一些具有特殊意义的事情发生时，应当对人群聚集的可能性及其程度提前做好研判，采取必要的交通管理措施，包括划出隔离带，关闭人群聚集区域附近的公交车站，以延长步行距离，让集结的人群在较长距离的步行中分散，等等行之有效的方法。

希望以上海的此次问责为起点，相关部门尤其是公共安全机构的负责人能提高责任意识，多留一分心、多用一分神，尽量避免一切人为的公共安全事件发生。

□刘高（法律工作者）

“12.31”外滩踩踏事件调查结果刚刚公布，外滩所在的黄浦区政府和上海市公安局指挥部等相关部门作为突发事件的直接责任方被问责，11名领导干部被处分，其中包括中共黄浦区委书记周伟、区长彭崧的撤职。

在外滩踩踏事件发生的第21天，就能公布调查结论，作出相关处理，比起以往一些同类事件，这样的回应速度，还算及时和进步。

从情感上说，怎样的责罚都是不够的——因为多高的代价都换不回那些逝去的生命，也抹不去城市受伤的记忆。每一次意外、事故、灾难都如此。而从理性上说，地方政府更深的反思和制度建设，也许是比及时公布事故调查结果、处分一批责任人更为重要和迫切的一件事。

在所有值得理性反思的情节中间，上海外滩踩踏事件中，最值得政府管理者省察的，便是如何对待“群众自发”。

以往每年，上海外滩都有政府相关部门出面组织的跨年灯光秀，人满为患，却管理有力，疏导得当；惟独到了今年，出于对人流过多聚集的担忧，大型公共活动被叫停，没有了活动主办部门这个“主体”，更高级别的公共安全管理方案无人申请启动，外滩跨年归为“群众自发”的无组织活动，于是，便出了事。

曾经成功举办过有7000万人流的世博会，拥有全中国最井井有条的公共管理体系，上海一向是以强政府、高管理水平闻名的。这一次的事故，却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其管理体系仍然存在巨大缝隙——可以在自上而下启动时做到高效率运转和各部门的无缝衔接，在自下而上的公共需求信息面前，却依然存在疏漏、迟钝，缺少对“群众自发”需要的真正了解与尊重。

不仅是上海。按照国家应急管理专家的说法，对于群众自发组织活动产生事故的处理，我国甚至还没有先例。

习惯了“组织”的各级政府部门，真的需要反省，怎样转变观念，成为服务型政府——了解、尊重，然后顺应和服务于各种“群众自发”的活动。执政为民、转型政府，不是空话大话。要实现管理效率的最大化，在社会发展中事半功倍，其实都离不开这一个“群众自发”。

不知道今后的上海外滩，会不会还有跨年灯光秀，会不会还有那样壮观的“群众自发”聚集活动？在我看来，集中了浦东陆家嘴金融区摩天大厦群、东方明珠，西岸经历百多年沧桑的外滩经典建筑群，开阔沉着的黄浦江、伟岸平和的老市长塑像，每到新年，幕天席地，在美丽变幻的灯光中间，拥簇着、欢呼着的那一大群年轻的、活跃的笑脸们，正是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最生动写照，最美丽场景。这样的“群众自发”，相较于政府出钱费力组织的一些文化活动而言，正是一个城市理应顺势而为，做好服务管理而不是管控的任务，是一个城市文化建设的亮点。

调查与问责，目的原本不在于罚，而在于立。如果不能多想想“群众自发”，少些“自说自话”，那么罚了甲地也只会被当成小概率的偶然事件，不真正转变政府职能，切实建设根植基层、眼光向下的管理体系，意外，还会出在乙地丙地丁地。

21天前那个惊恸的元旦倒计时，突袭上海。36个家庭的希望被踩碎在美丽的外滩，曾经色彩缤纷的年轻生命，以黑色的字体悲哀地呈现在公众面前。他们各自的人生故事或精彩或温暖，却在2014年那最后一夜戛然而止，痛何如之！

悲剧的调查与问责，被举国的目光焦灼注视着：能否给出一个及时、准确、透明而不回避责任的“说法”？

上海市联合调查组的结论是：黄浦区政府和相关部门领导思想麻痹，严重缺乏公共安全风险防范意识，对重点公共场所可能存在的大量人员聚集风险未作评估，预防和应对准备严重缺失，事发当晚预警不力，应对措施失当，是这起拥挤踩踏事件发生的重要原因。

思想麻痹、风险意识匮乏、预案缺失、预警不力、应对失当……接二连三的失误，推高风险，一浪高过一浪，扑向外滩，终至在陈毅广场那局促的17级台阶上，酿成颠覆之苦海。

很多人想不通，如此原始粗蛮的踩踏悲剧，如此粗糙荒疏的管理漏洞，怎么会发生在向有精细化城市管理之名、更有国际化大都市风范的上海，发生在上海中心城区的黄浦？

那是曾经参与组织长达半年炫目世博的上海黄浦，那是连续三年组织跨年灯光秀令举世惊艳的上海黄浦，那是曾经创造出民警手挽手“拉链式护栏”以分流杂沓人群、消解“中国式过马路”的上海黄浦……

再丰富的经验、再精细的管理，再高超的能力，在“群众自发性聚集活动”面前，一触即溃。因为官方组织的跨年灯光秀活动取消了，因为那里只有“群众自发”迎新活动了，似乎政府就可以免责，从而高枕无忧。然而，每逢节假日必成风险点的外滩，并不管你有否官方活动，人流依然汹涌，又何必区分“官方组织”还是“群众自发”？

结果，曾经认为风险太高的跨年灯光秀，却一直安全度过；而为了规避风险取消官方灯光秀，却恰恰发生了安全惨剧。

事与愿违，盖因政府卸下了安全责任，细致预案不做了，密集警力打折了，限流措施取消了，领导也把从前投向外滩的关注，游移到了别处。重大隐患就此埋下。2014年12月31日夜的外滩，成了一个近乎不设防的所在，风险早就张开狰狞的巨口，政府却还“木知木觉”。

问责如山。然而，处分11位领导干部，并不是事件的终结。

“群众自发，政府免责”的思路，在很多地方根深蒂固。“谁组织谁责任”的问责规矩，被诸多法律法规固化，而无人组织的群众聚集活动，仿佛就该无人担责。如果不加警觉，悲剧昨天发生在上海，明天也许还会发生在别处。特别是在人口导入型的特大城市，任何政府打盹儿的公共区域，都可能瞬间变成安全的痛点或软肋。

上海市的这一次问责，终结了“群众自发，政府免责”。黄浦区一二把手全被追责免职，被指“贯彻落实国家和本市有关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工作的法律法规不力，对辖区内相关部门履行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工作职责不到位的问题失察”，“对辖区内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工作领导不力”。在如何问责“群众自发”的安全责任事件的相关法律法规还不健全的前提下，上海以血的教训首开先例，也向全国敲响警钟：即便是群众自发活动，政府亦不能免责。相关法律漏洞酿成的公共管理盲区，因为这次外滩踩踏事件，而醒目得太过沉痛。

在堵上法律漏洞之际，还要堵上思想的漏洞。在百姓安全这条底线面前，领导干部没有“免责”一说，必得有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责任感和紧张感，强化生命至上的红线意识，强化安全底线思维，强化各级安全责任，才可能做到杜绝任何一个细节的疏漏。

上海市主要领导说，“党和人民把这么重要的一座城市交给我们管理，我们应当竭尽全力，用我们的心和所有的精力，去保护这座城市每一位市民的生命安全和财产安全、去维护整座城市的安全”。领导干部守土有责，只有把百姓安全、人民利益看得比天还大，才会不计较、不推诿，勇于担当，承担起应尽职责，在面对人民和后人的询问时，才能问心无愧。

1月21日，上海市公布外滩拥挤踩踏事件调查报告，对包括黄浦区区委书记周伟、黄浦区区长彭崧在内的11名党政干部进行处分。其中，建议给予周伟撤销党内职务处分；建议给予彭崧撤销党内职务、行政撤职处分；建议给予黄浦区副区长、黄浦公安分局党委书记、局长周正撤销党内职务、行政撤职处分；建议给予黄浦区区委常委、副区长吴成党内严重警告、行政降级处分。

随着上海市公布外滩拥挤踩踏事件的处理决定，这个事件算是告了一个段落。但此事对社会及当地政府造成的影响却不会短时期内消散。本是充满欢乐的新年倒计时的时刻，却因为现场缺少预防措施，在人员引起混乱的情况下处置不力而导致36条鲜活的生命离开了这个世界。此次事件带来的教训是深刻的，虽然处理了11名党政干部，但还远远不够，与36名生命相比，这些处分又是多么的微不足道。

上海踩踏事件带给人们的不仅有思考，更有警告。对政府来说，如何完善应急预案，在这种大型活动中，如何做好安保活动依然是个考验。对已经发生的混乱局面，如何指挥协调和疏散人群，使伤亡人员能够减少到最低，是提高应急指挥能够的迫切要求。对民众来说，也需要进行思考。在这种大型活动中，如何保证自身的安全，如何做到文明出行，尽量少往人多的地方拥挤是保证自己生命财产不受损害的保证。拥挤踩踏事件在很大程度上与民众自我起哄有着直接的关系。当发生骚乱时，外面的人想挤进去看发生了什么事，里面的人想冲出来远离危险地带。这一挤一冲，让现场更加混乱。从而引起更大的悲剧发生。

事故已经发生，逝去的也已经逝去，这此踩踏事件留给了我们需要思考的东西太多太多。针对这类事件，政府虽然应试承担他们应该承担的责任，但作为人民群众的我们，也应该在该事件中汲取教训。只要大家共同承担起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才能认清事情的本质，才能更好地避免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

此次事故的教训是深刻的，但其他地方政府不能当看客，因为这次事故对其他地方来说，也是一次自我总结的机会。特别是在一些大型活动中，如何搞好安保工作，控制人员数量，减少单位面积内人数严重超标的问题是各级政府都需要考虑的问题。再不能让类似上海踩踏事件在有其他地方再次发生。绝不能让这类乐极生悲的事件再次上演，这才是大家应该从此次踩踏事件中汲取的最宝贵经验。

【“领导吃豪华餐”的细节能被扒出，跟外滩踩踏事件的背景不无关系：虽说二者并无显性的因果关联，可由于时间节点顺承，它容易让人“打包”解读。】

外滩跨年夜，命殒踩踏时。日前有媒体对这起悲剧进行还原，其中一个“不起眼”的细节遭到舆论聚焦：外滩源演出当晚，黄浦区部分领导就在附近的高端餐厅——空蝉日本菜餐厅用餐。该餐厅只有四个包间，餐标只有三档:每人1888元、2888元、3888元，不点菜。

在数千字的报道中，这个几笔带过的细节能引发网民关注，只因它有几处“亮点”：一，事发当晚，当地部分领导曾在演出地附近吃豪华餐。有多豪华？看看价位就知道了，最低的都得1888元。二，该高档餐厅还属于黄浦区国资公司，区领导去吃饭可直接签单。

在“八项规定”厉行的当下，涉事领导却聚在一块吃大餐，难免引人猜疑：它究竟是由谁埋单？若是个人，那兴许无需苛责，可虑及高昂价位、餐厅性质，基于常理揣测，它很可能是公款埋单。果真如此，这无异于顶风违规。

再者，这家名为“空蝉”的奢华餐厅的主要控制人是该区国资委，还允许领导签单，它或许就跟某些单位食堂、农家乐一样，属于公款吃请的灰色地带。在此情境下，有关纪委监察部门当及时介入调查，按图索骥查出是哪些人在吃豪华餐，是否是由公家出钱等。

得看到，“领导吃豪华餐”的细节能被扒出，跟外滩踩踏事件的背景不无关系：虽说二者并无显性的因果关联，可由于时间节点顺承，它容易让人“打包”解读——这边厢，祸患因子正悄然集结，危机笼罩在外滩上头；那边厢，却是事发地的部分领导在吃豪华餐。考虑到安防不到位、预警缺失等也是悲剧发生的诱因，它难免让人将“新闻比对着看”：危机将至，莫非跟“众里拥挤，那人却在吃大餐”，履责不力有关？

这番推测，逻辑上有些牵强，却不影响舆论情绪被简单对照导入“愤懑程序”中：毕竟，危机来临前治理存在纰漏是事实，多名领导当晚吃豪华餐也是事实，它们共同指向的，就是失责。

舆论忿然可以理解，但应该认识到，无论发生了踩踏悲剧与否，涉事领导若存在公款大吃大喝的行径，当地国资委下面有豪华餐厅，只要涉嫌违规，都该被依纪依法追责。外滩踩踏悲剧的原因要查，黄浦区的领导有没有无视公共安全潜在风险、顶风违纪吃大餐，同样也要调查清楚，给公众一个说法。

□佘宗明（媒体人）

跨年夜上海外滩的踩踏事件已成悲剧。风险把控不足、应急体系失调，成为舆论共同反思的结论。但如果将这种反思从宏大叙事逐渐落实到精准化的层面，就会发现，事前信息发布的错漏、模糊，亦是这场人祸的直接肇因之一。

据媒体报道，早在2014年11月初，上海公安部门出于安全考虑，即否决了外滩传统跨年项目灯光秀的活动计划。外滩的安保措施进而降为（黄埔）区级管理。然而遗憾的是，这一信息并未获得有效传播和推送，公众也未对这一信息获得清晰的理解，外滩跨年人群汹涌如常。信息传播的不畅和各方预判的反差，共同构成了这场悲剧的深层背景。

大体看来，在跨年夜之前，“外滩取消灯光秀”的消息基本沿着政府发布和媒体报道两条路径传播。在媒体方面，上海几家纸媒网媒都曾发布与此相关的消息，但或因处理简短，或因政府消息尚不确定，并没有形成连贯、准确、醒目的信息提示。在政府发布方面，由上海市政府新闻办公室主办的官微“上海发布”，一直到跨年夜前一天的12月30日上午11时，才介绍了是“外滩源”而不是“外滩”将上演“灯光秀”的消息，而且现场将只有两千名观众有机会欣赏；至于这两千人是如何产生的、一般民众是否有办法购票，都未加以说明。

从外滩悲剧已经发生的背景下回看“灯光秀取消”的消息，这一信息无疑具有千钧之重，几乎相当于控制外滩人流的第一道防线，相当于事前风险把控的核心内容。但在事件发生前，该信息仅仅被当成了一般性的节日活动信息处理，并没有被赋予任何特定的传播目的和功能，也因此迅速淹没在了舆论场中。这种沉没，如同熄灭了预警的灯光，让悲剧的影子得以出现。

如果说，此次踩踏事件暴露出了公共安全系统的结构性缺陷，信息传播不畅无疑是这种缺陷之一。外滩安保降级是建立在“大众周知灯光秀取消”的预设基础上的，假使信息推送统筹了各种新媒体手段、更加连贯化和精准化，这场悲剧是否有避免或减少伤亡的可能呢？

信息卡壳带来的多米诺效应再次说明，保障公共安全并不是几个部门的简单联合。只有将信息传播统筹在内，依据传播范围来跟进风险评估、按照传播效果来调整应急预案，公共安全体系才能谈得上立体化、动态化。这当中，政府的信息发布尤其要担当起第一位的责任，在一切事关公共安全的事情上绷紧神经，与公安部门形成联动；整合宣传资源，和媒体报道形成合力。

说到底，信息社会需要具备信息化特征的政府；复杂的公共安全保障体系，需要政府各部门有迅速联动、迅速进行资源整合的能力。外滩踩踏以特殊的方式展示了这种需要的紧迫感。

【踩踏事故的发生，本就暴露出超大人流量情况下的安保漏洞，而叫停集会活动，无助于提升管理水平，反而让漏洞和人流量一起消于无形。】

跨年夜上海外滩拥挤踩踏事件，敲响了大型集会活动安保工作的警钟。据媒体报道，上海各区县正在全面开展安全隐患排查，一批正在开展或即将举办的大型活动被紧急叫停，其中包括已经连续举办7年的古漪园元宵灯会。昨日新京报还有报道，北京华联超市的3家门店也发布公告称，“为吸取上海踩踏事故教训，取消门店促销活动”。而北京相关方面也回应称：“是强调促销安全，并不是叫停。”

对大型城市的管理者来说，外滩踩踏事故的确是血淋淋的教训，应当永志不忘。排查隐患、完善应急疏导机制等补救措施也都是题中应有之义，没有人希望悲剧再次发生。然而，以安保的名义，紧急叫停大型集会活动，到底是“暂停整顿”还是“永久停办”？似乎难脱“懒政”之嫌。

为何这么说？道理很简单，因噎废食，既不合理，也没有用。不合理的一面在于，如果以极端的管理思维来预防极端事件的发生，既违背常理，也会造成常态下的资源浪费。我们都不坐汽车，就不会发生车祸；我们都不坐飞机，自然就不会发生空难，但这可能吗？

没有用的一面在于，踩踏事故的发生，本就暴露出超大人流量情况下的安保漏洞，而叫停集会活动，无助于提升管理水平，反而让漏洞和人流量一起消于无形。况且，现实情况的变化有时出乎预料，取消活动未必能避免拥挤。今年上海灯光秀停办，现场警力比往年减少，很多游客却没有获知消息，依然蜂拥前往外滩。可见，遇到节庆假日，即使取消了大型活动，热门区域的人流量仍可能自发“超限”，这个时候管理者的麻痹松懈，才是最致命的。

应看到，一些活动被叫停，相关部门到底是不是“暂停整顿”的意思，还有观后效。但一些商家和民间活动的组织者，其实并没有必要反应过度，就着踩踏事件的教训，排查安全隐患，做好应急机制，才是正理。

生活在城市中，我们都希望能安全、自由地欣赏这份美丽，与身边的许多人一起分享节日的喜悦。说句老实话，人人都不想参加活动被挤死，却也不想没热闹可看，除了宅在家里无处可去。一座美丽的城市，一定得有人气；一座美丽城市的管理者，不仅工作上要“蛮拼的”，还应该更有人情味儿，更懂得周密安排，服务市民。

□武云溥（媒体人）

【通过踩踏事件可以看到，最为致命的一点就是，在上海有关方面的眼中，或许只有官方组织的大型活动，才叫“活动”，才会准备相应的预案，而民众自发会集的活动，就不叫“活动”，因而就没有灵活启动应急。】

转眼间，已是上海外滩踩踏事件遇难者的“头七”。

昨天，上海市民自发来到外滩给遇难者献上鲜花，哀悼不幸逝去的生命。

昨天，在全国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上，国务院副总理马凯指出，迎新年之夜上海市外滩发生群众聚集踩踏事件，社会影响极其恶劣。昨天，上海市长杨雄亦表示，虽然事件原因还有待调查确认，但痛定思痛，必须吸取血的教训，对这起事件进行深刻反思。

然而，重要的问题在于，上海外滩踩踏事件究竟应该反思什么，又能够从中得出什么血的教训？

经过一周的沉淀，已经不难发现踩踏悲剧发生的关键节点。这次上海方面取消了在外滩官方组织的跨年灯光秀，于是，外滩所在的黄浦区就没有按照大型活动的一般做法，广泛动员多套预案严阵以待。

遗憾的是，市民并没有跟从政府的指挥棒起舞，外滩跨年夜人潮汹涌，而安保力量不足，已经蕴含了踩踏事故发生的必然。这很像一则自我实现的预言，为了安全却又没有得到安全。

作为一个曾经举办过世界博览会的城市，上海并非不具备对大型集会活动的安全保障能力。但是，通过踩踏事件可以看到，最为致命的一点就是，在上海有关方面的眼中，或许只有官方组织的大型活动，才叫“活动”，才会准备相应的预案，而民众自发会集的活动，就不叫“活动”，因而，也就没有灵活启动相应行政流程。踩踏悲剧的发生，不是因为能力不足，而是一些政府官员的思维模式不足，有思维盲区，才会出现责任空白。

在政府部门过于自我的思维模式之下，自然就看不到民众的需求，也看不到社会中许多危机的存在，或者片面地将社会理解为管理而非服务的对象。他们不会意识到，民众即便没有官方号召组织，也会为了共同的欢乐而会集外滩。

显然，无论哪种民众自发活动，都需要相关政府部门提供安全保障、维护秩序等公共服务。如果事关维稳，很多地方都有相对完备的应急预案，但其他时候，维护安全与秩序——这种公共服务时常缺席。

所以，在跨年夜，数十万人出现在外滩，却没有真正出现在有关政府部门、官员的眼中。中国经济繁荣发展，社会充满活力，新的风尚习俗不断出现，然而，很多政府部门的服务意识却没有跟上。数十万民众一脚踏空于政府部门与社会脱节的现实。

踩踏悲剧发生在城市文明发达的上海，固然令人感到意外，但是，上海亦处于转型期中国社会的特定坐标之中，不可能穿越到外星文明。这不是替上海有关方面开脱，而是借此反省，上海尚且如此，其他地方，又会如何？

在外滩踩踏事件头七之际，我们告慰，我们反思，我们追责，我们更当深思于逝者何以逝去，生者又当如何改变现实。

去年平安夜，西北大学现代学院组织学生观看中华传统文化宣传片，封校禁止学生过圣诞节，遭致舆论批评质疑。近日该学院在官网刊文，称“上海节日踩踏惨剧不幸证明我院对节日管理无比正确”，“死神已经在许多城市徘徊了多年，终于在2015的上海元旦夜找到了显身的机会。”

西大现代学院封校禁止学生过圣诞，于情于理于法都站不住脚，只能在舆论一边倒的批评中败下阵来。但他们并不服气，更不愿就此服输，而是憋足了劲儿伺机反扑——仿照他们的句式，“现代学院已经苦苦等待多日，终于在2014年最后一天上海踩踏事件中找到了反扑的机会”。

见过拿他人的悲剧做文章的，没见过这样牵强、露骨地拿他人悲剧大做文章的；见过不择手段证明自己正确的，没见过这样不择手段证明自己一贯正确的。一个大学学院的官网文章，竟然如此冷血残忍，如此缺乏人性跌破底线，真让人难以置信。

西大现代学院拿外滩拥挤踩踏事件，继续为自己封校禁过圣诞之举辩解，其理由仍然是“过洋节是毫无目的的游荡与无厘头的狂欢”，“年轻人过洋节容易出事”，其主张仍然是年轻人不要过洋节，节假日要多呆在家里，或参加学校组织的活动，以确保安全无恙。且不说如此贬低洋节太过轻慢狭隘，单说他们提出的年轻人过节的方式，其安全性岂是一味封堵就能保障的？

组织、引导年轻人过节，包括过洋节和中国传统节日，需要科学、人性化的管理手段和有力、有效的处置方式，而不能像西大现代学院那样一封了之，更不必脆弱敏感，动辄上升到“抵御西方文化扩张”、“维护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程度。我们应当借鉴发达国家组织群体活动和公共安全保障的经验，客观认识中国在这些方面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实事求是地在改进和加强管理上下功夫。只要安全管理得当，预案预警有方，筹措处置得法，大型群体活动的安全有序就能有所保障；反之，如果安全管理失当，预案预警、筹措处置一团糟，即便把大学生和群众封闭在室内听报告、看视频，安全保障也难保不会出问题。

如果把学生关起来“圈养”，对群众活动一概禁绝，不但与西式“放养”格格不入，也与中国传统典籍强调的“堵不如疏，疏不如引”、“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背道而驰，西大现代学院如果以“维护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为己任，就不该犯这种低级错误。仅以平安夜封校而没有“出事”，就宣称自己的节日管理“无比正确”，这个话说得太早了，也说得太满了。安全生产需要科学的态度和扎实的工作，无谓的自我辩解和无限的自我标榜，换不来真正的安全保障。

“上海外滩踩踏事件”让人心有余悸——据1月4日《温州晚报》报道，参与抢救的一名温州护士表示，现场除了医护人员和一些外籍游人，其他受害者家属甚至警察都不太懂急救知识，只能“干瞪眼”。她特别呼吁，全民都应学习抢救技术。温州市中医院急诊科主任也表示，大多市民的急救知识颇为缺乏。

生活中，遇到有人受伤或者突发疾病，需要急救和帮助的情况，抛开对“好人未必有好报”的担忧，大多人恐怕还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因为缺乏急救技能，人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生的可能性从身边溜走。不得不说，这是一种巨大的遗憾，也让公共文明失色不少。一再发生的类似情况，警示相关部门也警示每一个人，我们的急救知识和能力该“补课”了！

医疗卫生部门、急救中心、相关医院等应该先行动起来，通过公共职能的延伸、公共管理的完善，把急救知识、急救培训送到基层。让公众知道，这不是可有可无的技能，而是保障生命的需要，是社会文明素养不可或缺的内容。有的医院因此曾多次派人到基层普及急救知识，值得点赞，更值得推广。资料显示，我国培训合格的救护员不足全国人口的1%，而一些西方国家可以达到40%甚至更高。

其次，公民个体的急救意识、学习意识有待提高。在网络发达的今天，打开网页，就能找到很多急救常识，有的还有生动的图片和视频，这方面的书也不少。因此，人们完全可以通过自学，弥补急救能力的不足。可能有人觉得，急救是专业人员的事情，与己无关，实际上并非如此，每个人一小步的改变，加起来就可能是社会前进的一大步，更何况，这是事关生死的事情。

其三，社区应该成为急救、减灾文化的重要阵地。曾有中国急救专家强调，中国目前最为重要的是将急救知识向社会、向社区普及，因为真正的急救强调“第一目击者 ”。再先进的急救技术、再好的急救网络、再快的急救运输，都没有现场抢救迅捷有效，“第一目击者”是最好的救助人。因此，我们应积极开展社区安全减灾文化建设，通过急救演练、培训等，提升居民的安全自救意识和互救能力，做好社区和家庭的灾害预防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