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二代的特权阴影2010-02-27尽管没有制度鼓励官员的世袭，但是，不容否认的是，我们的社会中存在的两种从帝制时代留下来的传统，还是很容易让官员的选拔升迁，蒙上特权的阴影。这两个传统，一是官本位，一是家族制。
在官本位的社会氛围中，官员占有最多的资源，不仅地位最稳定，最荣耀，而且获利最大。官员，尤其是级别较高的官员，在本身具有影响官员进入和选拔的能力之后，按照经济学的理性原则，理所当然地会运用自己的影响力，让自己的后代和亲戚，进入官员队伍，并且在自己未退休之前，尽可能快地上升到一定级别。无疑，这是一种最优的理性选择。人们看到，社会上存在着相当普遍的不同行业之间的官员子女的交换现象。两个或者更多的部门领导，互相交换子女到对方单位工作，互相保证给予晋升方面的优待。这样既保证了各自的利益最大化，同时还避免了嫌疑。现在网络上被曝光的事件，如果不是因为官太大，而年龄太小，更大的可能是会风平浪静。或者说，如果当事人背后的有力者稍微忍耐两年，让一切看起来比较正常的话，官二代的特权，一般是不会暴露的。本地人即使知晓内幕，但鉴于官员们的势力，有谁敢说话呢？如果一切都符合程序，即使明知道官二代有特权，告上去，谁又能把他们怎么样？
毕竟，中国还是个家族本位的国度。官员，尤其是负责官员的子女亲戚，无论如何都会被人高看一眼的。做什么都会有意想不到的便利，做官理应也比别的人仕途顺利些。中国实行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制，但这个制度，也仅仅能保障一半左右的人，是从平民中选拔上来的。也就是说，另一半，还只能是现任权贵的后代。比较双方的人口比例，权贵的后代，不仅入仕而且晋升都要比平民子弟容易得多。只是，在科举考试盛行的时代，即便官宦子弟，有门荫入仕的终南捷径可走，但真的走了这个捷径，会比较让人看不起。所以，他们若想入仕，还是尽量走考试的路。从正途出身的官宦子弟，也比较让皇帝看得起，升迁提拔都容易。加上官宦子弟受的教育都比较好，所以，考试也有优势。但是，在那个时代，无论如何，那另一半的入仕晋升的位置，都要给平民留着。一方面保障政权可以不断从平民中吸纳优秀人才，保证制度的效率，另一方面给平民留个上升的渠道，从而保障社会的稳定。
要做到这一点，用制度限制官员的特权，尤其至关重要。因为趋利是人的本性，这种本性，单靠道德约束，是根本关不住的。如果没有特别的硬性制度约束，那么地方官员交换优待，破格提拔的歪风，就会越刮越烈，大幅度地侵夺挤占平民上升的通道。最终，会有那么一天，危及国家的稳定。
' />事关80后副局长的公信为何会失语2010-02-26有着电视台提供的视频对照，有关王然生活照的疑问算是澄清了，王然也暂时洗脱了“当众撒谎”的网络指控———可是，舆论会就此罢休了吗，公众会因此停止质疑而去相信此次新泰的提拔没有猫腻吗？肯定不会的，一个疑问消解了，一个问题澄清了，人肉搜索又会发现新的疑点，新的质疑又会如潮水般不断涌向新泰。
新泰官方此时已经完全陷入被动，处于一种失语状态，他们只能被动地逐个澄清舆论和公众不断提出的疑点，被动地疲于应付舆论穷追不舍的质疑，而无法主动通过某种制度途径让公众相信：这些80后确实不是官二代，而是正当程序选拔出的人才。他们不知道如何让公众相信政府，不知道拿什么去自证清白，不知道如何才能平息众议，而是陷于喧嚣的网络质疑中有口难辩。
回看这起事件，新泰官方一直陷于这种被动和失语中，被接连不断的质疑所困扰。刚开始网友的质疑是“这些80后的官二代身份”和“程序不合法”，然后官方站出来澄清“程序完全合法”、“放宽任职资格是为了吸引高层次人才”，并让当事人现身说法“我单身，父母是农民”。当网友对这种澄清并不买账，又通过人肉搜索搜出了当事人的生活照并证明她说了谎，官方不得不又站出来澄清那照片并非当事者本人———可相比公众巨大的问号和满腹的疑云，这样的澄清如杯水车薪，很难消除公众心中已经形成的判断，太多的疑点、太多的漏洞让公众可以不停追问下去。
证明那几个80后不是官二代很难吗？并不很难，可对于在无数起卖官和抢官丑闻、无数起权力腐败的丑态中公信力已耗散殆尽的某些地方政府而言，这是一件比登天还难的事———因为无论政府说什么，公众都不会相信了。公众会带着强烈的逆反心理去看待来自官方的信息，认为其中肯定有造假、欺骗、隐瞒。其实，这几个80后即使是官二代又如何呢？法律没有规定官员的后代不能当官，只要选拔符合程序和平等竞争就可以———可对官方来说，在既有不透明的体制下，在权力世袭层出不穷的背景下，要让公众相信这次领导子女的入仕完全符合程序，是与平民公平竞争的结果，根本不可能。
为什么不管官方说什么，公众都不会相信？这说明某些地方部门缺少赢得公众信任的制度性资本，所以，只能被动地跟着舆论的质疑一个个地去澄清。政府本来是有这种制度资本的，制度本就是一套让人放心的结构体系，它致力于通过程序的约束和监督的设置让人相信：经由这个制度产生的结果是正义和靠得住的。可频频曝出的丑闻已经证明，有些制度还靠不住，有些监督也形同虚设，有些领导还在肆无忌惮地实现着自己的意志。
于是，在这种情况下，那些以“我们是按制度办事”为借口的辩护自然就无人愿意相信，面临质疑的政府也就随即陷入了失语状态。这不仅是当下新泰的尴尬，同时也是许多地方都应引以为戒的问题。
' />别争了，当官谁“考”得过“80后”2010-02-25应该说新泰这次选拔干部的程序，均严格按照相关政策和规定进行，没有什么猫腻。要有特别的地方，就是当选者基本集中在“80后”身上。他们表现突出，并非政绩突出，管理水平高，能力超强，而是表现在他们的应试功夫上。众所周知，“80后”刚出大学门不久，其记忆力，或者叫“背功”，加上记忆犹新的专业基础知识，比“70后”、“60后”有过之而不及。如果让他们和“90后”或者是在校大学生比，自然也要逊色。
幸好考的是副处级岗位，如果让他们参与地厅级、省军级、甚至更高的领导职位考试，恐怕也是如鱼得水。亏就亏了“70后”、“60后”这批尚属于“年轻化“范畴之类的人。他们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他们有厚积薄发的工作能力，他们有成熟的管理水平，可惜岁月蚕食了他们的“背功”，时间消耗了他们的记忆，那些需要用在纸上的专业方面的定律、概念等，已经被他们消费在具体的实践和工作中，他们只能是机械考试中的失败者。
邓小平当年提出干部年轻化的要求，是相对于当时领导干部的年龄普遍偏大而言，并没有强调领导干部“低龄化”。中央已对基层片面追求“年轻化”、低龄化“进行了纠偏，强调的是老、中、青结合，强调的是德才兼备。可是在具体的实践中，一些地方并没有深刻理会中央的意图，还是在搞年龄歧视，还是在误读领导干部“年轻化”，实践的是“低龄化”。一选拔领导干部，就把年龄条件首先作为硬杠子，把无数德才兼备的人选拒之以门外。
当然，科学选拔领导干部有一个过程，考评机制也有待完善。现行选拔领导干部的公招、公考，能否在年龄段上区别对待。一是放宽目前普遍要求的县处级年龄不超过40岁或45岁的标准，给联合国都认定的“青年人”一个公平竞选的机会。二是公考中按年龄段出题，对超出30岁以上的人选，着重在实际能力的考评上，相关专业知识降低一下标准，或作为参考成绩对待。这样做，或许要更科学或公平些。不然，群起的不只是“80后”，还有“90后”，甚至还会闹出“2000后”的笑话。“低龄化”干部普及，恐怕不能表明是社会文明的进步吧。
' />民众质疑是“80后”从政必经的考验2010-02-25在一个论资排辈传统文化很盛的国度里，20岁出头就手握公器大权，谁人不为之满腹狐疑？在贫富差距日趋拉大、社会不公频频闪现的社会转型期中，初涉社会不久就“连升三级”，外人怎能不为之审问之、慎思之？
在很多大学生失业待业、蚁族源源不断的就业形势下，一旦有年纪轻轻的80后匪夷所思地在“政坛”出人头地，怎能不引发更多年轻人的失落感和质问声？……公权花落谁手，事关公共利益，事关民众福祉，事关公平正义的高度体现，任何质疑皆有合情合理之处，任何追问也自是顺应潮流。
选拔领导干部向来是吏治之关键，而吏治向来是一国政通人和、健康和谐的关键，所以，凡是有利于完善官员选拔制度的声音、现象，甚至质疑，都是现代政治文明应有之义。
山东新泰集中选拔80后官员，不是孤例，而是全国各地选拔年轻领导干部的一个缩影，这一样本的背后，是一大批80后优秀青年在政治舞台上的逐渐崛起。从备受关注的 “80后副厅级”官员到颇受争议的“最年轻市长”再到昆明批量提拔“80后县官”，可以说，80后官员阵营日趋强大，成为中国政坛一股生机勃勃的力量。
但这些年轻的官员，正经历一场不可或缺的考验，那就是权利觉醒、民主法治时代特色下的“民众检阅”，而与这个时代强音相适应的官员选拔制度，也必然从封闭走向公开、从神秘走向透明、从单向主导走向官民互动。因为曾经比较封闭、神秘、单向主导的选拔制度，一是难以及时甄别人才的德行与操守，二是容易造成近亲繁殖等腐败问题，三是容易使官员权力和民众福祉脱节太多，总之，过高的成本要求官员选拔制度必须公开透明、官民互动，引入更多民意色彩，真正使官员将权力与民众利益更紧密结合起来。
但是，这样的改革并非一步到位，曾经的“最年轻市长”广受民众“检阅”，其家庭背景、履历、大学论文，无一不被此起彼伏的声音追问，有关方面也一度作出相应回应，但公开仍显不足、互动仍显消极。尤其在山东新泰集中选拔 “80后副局长”一事中，面对铺天盖地的疑问、沸反盈天的非议，无论当地负责选拔的部门还是新闻发言机构，或者是当事人，更多是在被动的“否认”、被动地“解释”，听凭传言谣言甚嚣尘上。在人才选拔上，不少地方官员的思维仍然没有与时俱进，殊不知“最好的防守是进攻”，让传言谣言迅速破灭的最大法宝就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政治，不是娱乐场，不适合“躲一时风平浪静”的八卦规则。
综观近年80后官员走上舞台后所遭遇的种种“罗生门”，可以看到在很多地方，官员选拔制度一方面开放透明，在改革中前行，但也不难看出旧有积弊的惯性仍在暗暗发力，对非议充耳不闻、面对质疑束手无策、与舆论打交道力不从心……
在改革开放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从政者们，他们必须要踩着时代的节拍前行，也必然要循着民意民本的路径施政，未来属于年轻人，那么当他们开始登台亮相引吭高歌翩翩起舞时，一个能积极吸纳民意、取长补短的舞台规则，才能保证他们能长久地真唱真演。否则，民众怎么相信甫一亮相政坛就疑窦丛生的他们，真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 />从23岁副局长“亲昵照”看惯性质疑2010-02-25
网上流传的“王然”与男子亲密合影。
近几日，社会舆论对山东新泰6名80后副局长是否被违规提拔的质疑与追问，越来越像闹剧。让王然始料未及的是，在否认了自己是当地领导的儿媳后，她遭遇了更猛烈的人肉搜索。“亲昵照”的曝光，充分见证了网友们穷究“真相”的激情。王然是否涉嫌“公然说谎”，看起来相关部门的辟谣也并未平立即息所有的质疑。接下来的问题是，王然面对质疑时说没说谎的问题，真“原则性”地重要吗？
当地新提7名副局长6人是80后，网友们仅对王然一人“穷追猛打”，原因不在于其“最可疑”，而是因为她年龄最小。对王然本人而言，她的遭遇有值得同情的成分。然而简单分析不难发现，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公众对山东新泰80后副局长的质疑，其实反映出公众对选拔机制的惯性不信任。某种程度上说，王然或多或少地成为了一种不成熟制度的“牺牲品”。
比如说，如果当前的官员选拔制度足够完善，诸如王然是不是当地“组织部副部长儿媳妇”、“男朋友（或前男友）的父亲是否在组织部工作”等问题，应不难求证。而现在，一旦王然被证实“公然说谎”，诚如网友所言，“程序问题变成了品德问题”。进而，人品的问题又会被放大到“官品”的层次上——这样一个人，委以重任后怎么可能会让公众放心呢？
如此追问，往往容易激起义愤。但我们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是，即便王然是“有苦难言”而选择了说谎，在当前的问责制度下，也不代表她就该以主动请辞等方式接受惩罚——当然，她应该为自己的说谎行为向公众致歉。与此同时，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即便证实了王然的男朋友（或者是前男友）的父亲在组织部工作，也不能断然确认王然此前参加公务员考试，以及此次选拔为副局长在程序上存在问题——当然，她本人以及当地相关部门应该就此作出进一步的说明，以澄清事实。
消解公众的惯性质疑，尚需职能部门和社会各界继续共同努力，比如改革官员选拔机制。
' />释疑23岁副局不能“挤牙膏”2010-02-25媒体在先期的报道中，援引王然同事的话说，王然与当地组织部官员的儿子正谈恋爱，这似乎佐证了网友的臆测：凭空升迁，肯定上面有人。但在随后新华社的访谈中，王然断然否认，称自己“没有男朋友”。有网友找出“王然”与一男子的亲密照传到网上，24日下午，新泰官方新闻发言人否认照片的当事人是王然。新华社的报道，是单方面采访了王然本人，而尽管公众质疑不断，却难有媒体能获得真相，至少目前尚未看到。
事实上，王然是否和组织部官员的儿子谈恋爱，并不那么重要，关键是，王然是否确实具有相当的素质和能力，通过公开、公平的选拔而脱颖而出的。比如，关于王然的详细履历，关于王然的工作业绩，关于王然的学历和选择过程中的笔试、面试情况，这些网友最关心的资料，官方不该惜墨如金。
可惜的是，面对公众的质疑，新泰官方有选择地进行挤牙膏式的辟谣和否认，难免让这一舆论事件，更加扑朔迷离。
' />23岁女副局长的生活照“照”出谎言2010-02-24从照片上显示的，王然与某男子的“亲妮”状来看，其正是王然的男友。当然，我们不能就此肯定，王然“我还没有男朋友”一说是撒谎，因为也可能照片中的男子是其“前男友”，二人分手后，王然至今没有男朋友。
可王然一位同事的话，证明“亲妮”照中的男子，不是王然的“前男友”，而是“现任男友”。其同事称：“王然还没有结婚，但男朋友的父亲在组织部工作，两个人只是恋人”（2月22日《北京青年报》）。这足以说明王然的“我还没有男朋友”是在公开撒谎。
面对公众的质疑，王然撒谎不止这一次，在工作年限上，她也涉嫌撒谎。因为23岁的王然，如果“至今工作3年”的话，就意味着她20岁时考上了公务员，可事实上，3年前王然还没有大学毕业，还不可能获得“管理学学士、经济学学士”。
王然公开撒谎，显然意在掩盖她是组织部副部长儿媳这一秘密，因为这一秘密一旦公开，其“破格提拔”的公正性就更加让人怀疑。人们质疑王然的任职资格，绝不是因为其23岁的年龄，而是选拔的程序为人操控。如果没有“组织部副部长儿媳”这一身份，从王然的资历上看，就不会有“格”可“破”地，由普通科员一跃成为副局长，甚至不可能顺利地考上公务员。
王然撒谎本就证明其不适合担任领导职务，而其超常规提拔的事实，也证明新泰市委组织部在选拔领导干部中存在违反规定的地方。就在2月23日，中共中央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其中规定“不准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封官许愿，任人唯亲，营私舞弊”。王然的公然撒谎，表明其提拔就是“任人唯亲”的典型案例。现在的问题，当然是要将王然等撒谎者从领导岗位上拿下，但更重要的是，查清操控公开选拔领导干部背后的事实，处理责任人，并堵塞漏洞，完善制度，防止类似事情再次发生。
' />副局长王然的答卷不太合格2010-02-24我相信，王然的专业素质确实不错，要不然，哪能在笔试和面试中都获得第一呢？然而，面对公众质疑，她却交了一份不合格答卷。请看报道中的对话—：
记者：作为新提拔的23岁的国资局副局长，一些网民提出你是市委组织部某副部长的儿媳妇。这是真的吗？
王然：可笑！我还没有男朋友呢。我的父母都是农民，我2003年考入山东工商学院，主修人力资源管理，辅修金融学。2007年我就考上了公务员，至今工作3年，而网上有些人猜测我2008年考上的公务员，是错误的。
我不深究王然回答的真实性，如果报道完全是实录，即便她的话完全真实，也应给她一个不及格，最多也只能说她基本合格。在一个有论资排辈传统的国度，在官场有种种潜规则的现实境况下，你一个23岁的年轻人就当上了副局长，公众对你的背景有各种各样的猜测，完全正常，这也是公众应有的权利。面对公众猜疑，你应该耐心解释，将真实情况告诉公众。可你在解释之前，却首先说出了“可笑”这说明你对公众的质疑怀有极端的反感。这种情绪化回应在常人身上很正常，却不是合格官员应有的态度。
美国前总统布什曾说过：“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也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我现在就站在笼子里与你们说话！”所谓将统治者关进笼子，当然包括民众有权对官员进行大胆的质疑与强有力的监督。而作为站在笼子里的官员，应该老老实实地接受质疑与监督，即使民众的质疑不准确，官员也应该保持十分谦恭的态度。假如一看到质疑中有不准确或错误，就反感，就大批“可笑”，实质就是不愿意接受监督。一个不愿意自觉自愿站在笼子里的官员，不是现代社会所需要的官员。
假如在新泰市的提拔考试中有布什总统的这句话，并要考生谈谈对这句话的理解，王然或许也能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然而，在现实的考试中，她却交了一份不合格的答卷。这种理性认识与实际做法相分裂的现象引人深思。看来，对于官员的提拔任用不能满足于笔试面试，还要看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表现。王然是2007年考上公务员的，至今已有3年工作经历。她能不能担任副局长，还应看她平时的所作所为，还应听听当地民众对她的看法。
当然，也许我过于苛求王然了，当今官员有几个愿意自觉站在笼子里呢？耳濡目染，她已在官场沾上了些恶劣习气。现实生活或许已经让她得出这样的结论：对民众的态度不重要，重要的是对领导的态度。在这种可能的潜意识的支配下，她说出“可笑”，又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
' />选官制度不完备，时代佳话难成2010-02-23然而，几句“符合规定”之类的答复并未平息外界的质疑。我们注意到，新泰这一事件在公共空间已闹腾了数日，网民有了进一步发现，即“23岁副局长”王然被指为“新泰市委组织部某领导的儿媳妇”。这意味着，这样一起公共事件，在网民的愤怒与质疑中，开始向坊间暗示的“官二代”方向迅速演进。可直到昨天，包括当事人王然在内，新泰有关方面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才对上述传言一一否认。
但显然，“23岁副局长”目前没能成为古典励志故事中那些一举成名、少年得志的美好传说。对新泰事件，网民只看到了离奇，只感到了愤怒，只是本能地表达着质疑。这么多处于最一线的办事员获破格提拔，的确是一道过于奇异的风景。如网民所说:“就算他们是政治奇才，也得有个循序渐进、逐步培养的过程吧？”——就是这样，他们永远只是依据常识，不惮以最大的恶意来揣测。
我们固然等到了新泰方面正式的公开回应，但不得不面临的另一种纠结却是:当包括网民在内的公众开始质疑时，那些被质疑的对象已“走马上任”了。前日，有媒体记者拨打了王然和刘婷婷两人原工作单位电话，得知二人均已到新单位任职。这意味着，尽管公众对这些新任用的官员疑虑重重，但他们已欣然上任。于是难免有网民这样说:公示公示，公开示威罢了。这不能不说是现行选官体制的一种尴尬。
同样的尴尬，不断见诸此前的一些报道。河南固始县12名乡长都是官员或老板之后是一例，而更著名的则是“中国最年轻的市长”周森锋事件。2009年6月，28岁的周森锋全票当选为湖北宜城市新一任市长。消息传出，同样引起网民的强烈兴趣，一时“人肉”不息。尽管公共空间里的提问与质疑不断，周森锋已然合法地成了“中国最年轻的市长”。于是网民的强烈介入，媒体的巨大兴趣，最终只成为“最年轻市长”事件的一次聊胜于无的围观起哄。
为什么当公众才开始质疑，新官却已走马上任？或换言之，官员选拔任用的公示为何在一些人眼中变成了“公开示威”？这显然在于公示制度的不尽完备。2002年颁行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规定，“提拔担任地（厅）、司（局）级以下领导职务的，除特殊岗位和在换届考察时已进行过公示的人选外，在党委（党组）讨论决定后、下发任职通知前，应当在一定范围内进行公示。”但“一定范围”是多大，并没有明确，而公示所搜集的民意对最终的任用起到什么作用，亦显得含混。这就使得公示在一些地方形同虚设，或者有了可操控的空间，也让那被权力遗忘在角落的民意，每时每刻都处于高度警惕或不信任的状态中。
更大的民意无法进入对官员选拔任用进行评价的体系之中，既是公众知情、监督、决策、参与权的虚掷，也成为现行选官体制的一大遗憾。这不仅令成为一时美谈的“最年轻市长”不得不饱受民意指责，也加剧了公众对权力体系的不信任感。更重要的是，它最终也令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会引发一次次看起来不合常理的惊涛骇浪，从而使得一个正常社会隐性的运行成本倍增。这不是民意的原罪，更不是民主的麻烦之处，而恰恰凸显了制度的缺陷与不足。
作为官员公示制度的另一个注脚的，是2月22日《京华时报》的一则消息:重庆涪陵区公选处级领导干部任前公示，选择在2月12日至18日春节期间，网民“美好心情”认为，公示在春节期间，大家都放假了，就算有反对意见，又能怎么样？针对质疑，涪陵区委组织部人士称，“2月12日进行公示，是公选程序刚好进行到这里，而不是有意安排。”然而，正像新泰方面的首次回应一样，这样的说辞在网民看来都是多么的无力与苍白。而新泰方面的任用公示，也选择在春节期间。
在一个选官制度不完备的时代，无法生长佳话与美谈。而能够为目前的困局解围的，只能是更加透明、公开、民主的官员选拔任用机制。只要权力仍然存在枉法以及徇私的可能，而民意仍旧无法真正介入到权力体系的运作之中，那么即便真的是一段佳话，也都不得不戴着一副丑闻的面具。
' />干部任前公示不该“架空”2010-02-23不知这个解释是真话还是托辞，但有一点是可肯定的，那就是，一些政府部门选择在节假日临近时公布干部任免、处分官员、价格调整等敏感“话题”，以尽可能地不引起公众注意，从而逃避民意监督，已成为一种“潜规则”。
原因有二，一是在节假日期间，公众的注意力转移，那些放在平时肯定能成为舆论沸点的新闻，往往很难在第一时间引起关注。二是虽然国家法律规定的告知程序都明确规定节假日要除外，但像干部公选公示、官员被查这类的信息告知，国家并没有作出明确规定。这样一来，节假日成为躲避民意监督的“安全期”，也就不足为奇了。
最新消息是，涪陵公选办决定将公示期延长7天。看来，至少这次任前公示不会被“架”空了。
' />春节公示2010-02-23不怕官年轻就怕有背景2010-02-23在美国，年轻人当官，甚至当市长，没有人大惊小怪。比如，2005年11月，18岁高中生迈克·塞申斯当选为希尔斯代尔市市长，管理这座拥有8000多人的城市。2009年，美国爱荷华州18岁高中男孩穆尔曼当选道森市市长，虽然那个市才155人。塞申斯、穆尔曼当选一市之长，在美国没有人惊诧；在中国，也引起广泛的赞叹声，甚至以此反省我国呆板的教育模式。
但是，在我国，每当一个地方出现年轻人当官后，为什么必定招致社会的诸多猜测和质疑呢？
国人用不同的标准和眼光审视年轻人当官，大处讲，源自两种“官场生态”。在美国，一个官员被选出或者被任用，整个过程是透明的，没有任何秘密可言。比如，官员的家庭背景、个人经历、家庭财产、个人道德品行，社会公众一览无余。并且在选举或任免中，公众可以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同意，还是反对。所以，一名官员一旦被选出或者任用，哪怕他年龄再小，哪怕以多么微弱的优势胜出，谁都心服口服，几乎没有什么质疑。
但在我国，一个人能否升迁，不少地方凭借的往往要么是论资排辈、讲求资历，要么有深厚的关系背景。这种观念植根于一些国民骨子里，形成一种惯性思维。在现实中，这也是诸多官员升迁的基本路径。从科员，到副科长、科长，再到副处长、处长……以此类推，升迁的级别和过程不能逾越。至于谁升迁，凭什么升迁，是凭本事升迁，还是凭借关系背景升迁，抑或是花钱买升迁，那似乎是官场内部或是个别官员操纵把持的事务，与公众无关。所以，面对陌生的姓名、籍贯和年龄，就容易妄加揣测了。
一个刚毕业两三年、年仅23岁的办事员缘何连跳三级升为副局长？一个普通的助理审判员当法院副院长能胜任吗？对此，连新泰市委组织部官员都称“不好说”，那么，谁又能消除公众质疑呢？！
在当下社会，提拔任用官员应该“不拘一格”，提拔干部，不怕他年轻，就怕他有社会关系，有家庭背景。这样的事例不是没有。比如，网络曾经曝光辽宁本溪3名团市委处级干部的人选都是市领导子女，就是明证。那么，新泰提7名副局长，其中6名“80后”是否属于有关系背景的“官二代”，最好的做法就是公开其家庭成员，公示其工作业绩。这既是检验新泰市这次提拔干部是否公平公正的试剂，也是消弭公众质疑的有效手段。
' />官二代提拔为何引发人们“公正焦虑”2010-02-22“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这些民间谚语，在新泰市再次应验！尽管新泰官方没有正面回答记者的提问和公众的质疑，但人们完全可以有充足的理由认为，7名80后出任副科级干部，要么本人家世显赫，要么被提拔者有深不可测的背景。
想想看，小学、初中、高中、大学，一共需要16年，如果按6岁上学，起码也要22岁才能毕业；如果是7岁上学，毕业也就23岁了。可是23岁的大学毕业生竟然成了县级市的副局长，难免让人怀疑被提拔干部资格和学历的真实性。
即便是他们的学历没问题，可是他们有什么经验，有什么资历，有什么贡献，有什么能力站在这个岗位上？在县级市提拔副局长要经过办事员到副科长(就是副股级)，再到科长这个修炼过程。即便是破格提拔，一般副局长也应该从副科长(就是副股级)中提拔。这些人连副科长(就是副股级)也不是，也就是连中层干部也没做过，怎么知道他们有很好的领导才能呢？
和其他地方提拔官二代一样，这次干部选拔也是在公开公正的名义下进行的。但笔者认为这次所谓的公开选拔不过是一些人任人唯亲的遮羞布，这种愚弄人的所谓的公开选拔比不公开更可怕。倘若不公开，人们就会在程序上找出问题，使暗箱操作者被追责处理。但是公开选拔，一切都显得那么合情合理，资格也审查了，笔试也过关了，面试也进行了，真正的幕后操纵者反而可以以“公开、公平、公正”为理由，质问怀疑者“难道官员之后就无权当选么？”
那么这一切真的是“公开、公平、公正”吗？受不过不公平考试的人都知道，想让人考得好，就事先透漏个考试范围，让被考者进入圈内；一旦进入圈内有人脉支撑着的面试成绩就不是什么问题了，“你投我一李，我报你一桃”，或是通过打招呼、求情等方式，获得有投票权官员的“关照”。如此，面试成绩怎么能不高？
更为可怕的是，这种貌似公平的干部选拔，具有高度的密闭性和排斥性，它通过裙带、血缘组织起来的权力关系网，来促成官二代的飙升，不仅使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更加艰难，让平民家庭的子女通过上学改变命运的机会微乎其微，而且使权势家族之间的竞争也日趋激烈，对没有背景的官员也会产生阻止效应，那些无法借助家族背景上位的低级官员，同样无法实现权力在家族内部的传递。这样，有权势的人就可能代代为官，成为世袭，没权势的人就可能代代草根，成为看客。
这种代代为官和代代草根的现象必将把社会分裂成两个阶层，必然要造成严重的对立。这才是貌似公正选拔的“公正焦虑”症结所在。
诚如网友所说，要消除人们对官员选拔的“公正焦虑感”，就必须让公正的程序落到实处，而不是“挂着‘程序化’羊头，卖‘潜规则化’狗肉”。
' />那些被质疑的80后副局长们2010-02-2280后被提拔为干部而饱受质疑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了。比较典型的是社会舆论去年对湖北宜城29岁市长周森锋的“刨根问底”。应该说，此次公众对“山东新泰新提7名副局长中6人系80后”的质疑，也是沿袭了这一思路:因为程序缺乏透明，网友们质疑这些80后副局长们，可能有“官二代”背景。
从报道中可知，拟任的7位副局长或副院长有6名是80后，原职务多为办事员、书记员、科员等基层职务，拟出任法院副院长或规划局、审计局、司法局、国有资产管理局的副局长。这种被网友戏称为“连升三级”的官员提拔方式，无怪乎被网友称为选拔公示就是“公开示威”了。
相信山东新泰当地相关部门会很快站出来，对此次80后副局长们的选拔程序，进行必要而清晰的说明。这些80后副局长们是否是“官二代”，他们是否具备相关领导岗位的能力，考察的标准和机制是否科学、公开、公正，如此等等问题不应该继续成为“机密”。
检视之下不难发现，公众之所以会对历来的年轻干部被提拔心怀狐疑，症结在于没有一个既定的、公开透明且有说服力的程序，能够打消公众惯性的不信任。与其说公众怀疑这些年轻官员是否具备胜任岗位的能力，不如说他们对历来被视为敏感、神秘甚至是禁忌的官员提拔方式，有本能性的质疑。而一再出现的“一把手说了算”、“有背景好办事”的案例，也固化了公众的这种印象。
一个不能否认的事实是，近年来，虽然各级各地进行的公务员考试，都能做到笔试的公正公平，但具体到面试阶段，人情、利益等因素的渗透，在级别越低的公务员考试中，越会频频曝出丑闻。具体到各级各地官员的选拔，虽然选拔程序中都增加了成绩公示等环节，一些地方也尝试了电视现场辩论等方式，但对普通公众而言，他们往往很难从官员“进步神速”的履历中“参透”出官员选拔机制和程序背后的“玄机”。在这种情况下，公众对新泰这些80后副局长可能是“官二代”的质疑，其实暗含了对现阶段官员选拔机制改革的吁求。
当前的问题是，当地相关职能部门，如何用有说服力的解释来打消公众的质疑。进一步的问题是，面对公众对现阶段官员选拔机制改革的吁求，一方面，需要有自下而上的改革的努力:比如一些地方进行的电视现场辩论，就是一个比较好的尝试。另一方面，对于官员选拔机制的改革，相关职能部门应该有明晰的思路和行动。最起码，应该适时地给出阶段性改革的目标和时间表。
' />官员任命公示，能有什么话“不好说”？2010-02-22近日，网上出现一篇名为《令我十分震惊的任命公示》的帖子，发帖人“andybigfan”称，今年2月初，山东省新泰市（县级市）新提拔6名副局长，1名法院副院长，这7人中，有6名是80后，最年轻的只有23岁。2月20日下午，新泰市委组织部一位葛姓负责人回应网友质疑称，这次领导干部的提拔符合相关规定。
针对此事，原本年龄问题是公众关注的重点，但经过记者调查，在提拔的这几位“80后”官员中，有几位从资历上让人觉得有坐“直升机”之嫌。
以王然为例，她1986年7月出生，2008年8月30日才通过公务员考试进入新泰市纪委工作，担任案件审理室科员不足两年，却升任新泰市国有资产管理局副局长。有网友质疑，如果按正常的干部任免规定，县级市的级别一般是这样的：办事员—副科长(就是副股级)—科长—副局长，没有任何中层干部的任职经验，连升三级而到了管理岗位，这背后到底是才华出众还是另有原因？
在记者采访时，当地有关人士一边以“符合相关规定”、“没有什么不正常”为由解释，另一方面对其是否能胜任的问题答之以“不好说”、是否有突出成绩的问题接着答之以“不好说”。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这些正常的问题都“不好说”呢？
公务人员任免公示的重点，不是让公众仅仅知道被公示者将担任何种职务，而是应告诉公众被公示者为什么能得到这个职务。公示之后产生了质疑，必然就要有相应的制度保证与回答质疑的机制，而不是公布几个名字与简历，就算公示通过了。这种公示不能叫公示，而是对政务公开的公开嘲弄，尤其是在语焉不详的“不好说”的解释下，公示制度倒是真有了网友所说“公开示威”的味道。
如果公示止于“不好说”，难免让人浮想联翩。有人就质疑这次大规模的提拔，是对当地官员子女的照顾，进而要求公开其家庭身份背景。原本只是简单的资历质疑，很快就上升到了对当地官员任免体系的质疑，最终被质疑的是当地整个官场的环境。对此，有关方面恐怕不能沉默以对。毕竟，在现代社会中，权力必须在阳光下授予，这已经是共识。
正常的公示制度必然包含有以下条件：完整真实的被公示资料，其中包括本人的基本情况与任职资历状况，家庭背景状况，任免的具体理由以及功过；如果有疑问，应该遵循的质疑路径；完善的监督机制以及回应机制；舆论的随时监督。这几项缺一不可，共同构成有效公示的完整架构。尤其忌讳的就是打着阳光幌子走黑箱路子的公示，利用无法纠正与质疑的权力，使原本良好用意的制度成为为黑箱背书的手法。
就此事而言，有关部门尽快说明这种破格提拔的原委，当然是题中应有之意，而完善公示制度更是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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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敏：应公开新泰80后副局长们的家庭背景
今年2月初，山东新泰市新提拔6名副局长、1名法院副院长，7人中有6人是80后，最年轻的只有23岁。拟任公示被贴在了网上，立即成为众多网友议论的焦点。网友们从选拔程序、任用资格、经验能力以及家庭背景等方面，提出质疑和猜测。新泰市委组织部一位负责人回应称，这次领导干部的提拔符合相关规定。
领导干部掌握权力，权力应对公众负责，人们对权力的转移和传递过程提出质疑和猜测，实属正常。然而，新泰有关方面的回应过于简单，符合程序和规定并不能消解诸种疑虑，也不表示能够完全排除其他因素的干扰。
事实上，在很多地方，没有哪次提拔或任命是不符合程序的，但有一些其实经不起推敲。比如2008年4月，辽宁本溪通过“双推双考”公开选拔团干部，而其中有数名是领导子女。此事经由媒体曝光，一个月后，任命决定即被取消，因为违反了任职资格规定和回避制度。程序与规定，事前事后大不一样。这就是说，选拔干部完备的程序必不可少，但程序也可以为个别人上位而做出有针对性的设置。
新泰这次选拔，有一个细节不应忽视：去年11月8日新泰发布选拔公告，规定报考者须“从事相关专业工作2年以上”，且必须是“中共党员”。8天之后，又出台了一个补充说明，放宽了报考条件，不再要求从事相关专业工作2年以上，政治面貌也不作要求。对比公示名单，我们可以发现，有一些提拔人选本不具备报考资格，调整之后就具备了。
虽然一些民主程度较高的国家，也有家族从政的现象，但从根本上来说，现代民主政治不是血缘政治，权力交接和转移应充分公开透明，民众可以监督，而不是封闭运作，为权力群体自身所垄断。公众对干部用人制度的高度敏感，对因家庭背景而获得提拔的官员极度厌恶，原因正在于此。那么新泰选拔有无此类因素，调整报考条件原因何在，如何解释那些因之受益的入选者，新泰有关部门理应作出解释和说明。
80后官员的年龄问题是这次引起争议的触发点，新泰当地也说要“加大优秀青年干部选拔力度”，不过年龄、干部年轻化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年轻官员上去了，不能胜任者，应该下来。在新泰面向全国招考的成千上万年轻公务员里，为什么是这几个人，而不是其他人通过了选拔，他们是公平、公正、公开竞争的优胜者，还是政治背景、血缘背景的优胜者？这便是问题所在。
从新泰任前公示中，我们无法获取提拔人选的更多信息。公示内容中只有姓名、性别、出生年月、现任职务、拟任职务等极其有限的信息，家庭背景、工作业绩等重要信息都缺乏。一个普通人有权不公开这类信息，但一个官员则需要公开，公众才能据此监督。事实上，如果本次选拔严格遵照了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公开这些信息其实不必有什么顾虑，反而能够得到公众的信任。（长江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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