旱区人员“外逃”有那么可怕吗？2010-04-02然而，3月31日上午，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秘书长、水利部副部长刘宁答记者问，当有记者问到“听说出现了人员外逃的现象，请问这个现象严重吗”，刘部长称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努力“保证了西南五省旱区的1939万人出现的人饮困难的人员喝水问题”，“我想不应该有人外逃，更不存在着人员外逃越来越多的情况”。这充分呈现了汉语政治的博大精深，左右逢源，令人瞠目结舌。刘部长不作事实判断，不确认到底有无旱区人员外逃，以及严重与否；只作价值判断，一句政治道德上的“不应该”，便表明了他的立场，同时将记者的问题一举打发。此乃四两拨千斤，为中国功夫之最高境界。
但两则新闻一对照，读者就发现了问题所在。就像你近日读到的另二条新闻，先是国家统计局发言，称2009年全国70个大中城市的房价涨幅为1.5%；国土资源部最新发布的报告则显示，2009年全国住宅平均价格为4474元/平方米，涨幅达25.1%——两者差距几近20倍，不禁令人遐想，国土部与统计局为什么要在民怨沸腾的风口浪尖，相互给对方下不来台？你看，两个国家级部委所公示的关键数据都可能撞车，就别提一个大部长与一个小村支书的态度之不合。
耐人寻味的是刘部长发言的政治内涵。他为什么不愿坦承旱区人员外逃的情况呢？外逃有什么可怕？中国古来便有逃荒的传统，用西人的话讲，这叫“免予匮乏的自由”，那位村支书之言更加朴素:“出去吧，难道在这里等着渴死吗？”——为了生存，外逃天经地义，就像狗咬你，你拼命往前跑一样。
承认外逃，一是有可能造成旱区生活的人心惶惶；二来，民众逃荒到其他地域，则有可能成为此地的不稳定因素；三来，似乎——仅仅是似乎——有损政府的英明形象。所以刘部长讲话的结尾，必然强调救灾措施非常有成效，“目前灾区的老百姓人心安定，社会稳定”。尽管这成效、这稳定的背后，是意图对公民生存权的漠视，是对真相的掩蔽。
外逃一事，对刘部长而言:稳定，还是不稳定，这是一个问题；对新闻人而言:说，还是不说，这是一个问题；对那些外逃的灾民而言，则要重复哈姆雷特的悲情命运: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问题。
《哈姆雷特》是一幕悲剧，欲成哈姆雷特而不得，则是悲中之悲。（作者系青年学者）
' />抗旱能力的差异不可漠视2010-04-02一个月前，当干旱的新闻还只是干旱本身的时候，在电视中看到旱区的画面，那些粗衣的农民、他们无奈的表情，我还和朋友讨论说，任何天灾最先袭击的就是那些弱势的人——他们最缺乏抗灾能力。
感谢这些博客，让我们对旱区的情形感同身受：“走在贵阳的街道上，也看不出这个正遭受大旱的省会城市有‘渴’的迹象，物价也没有明显抬高。社会和科技的发展给了城市抵御干旱的能力。但是那些靠天吃饭的农民、山民，他们土地上触目惊心的裂口，媒体报道的图片历历在目。”“客房的饮水机里，有半桶矿泉水……我刷牙，水从面盆里流走，我解手，水从马桶里冲走，我洗澡，水从身上淌走。”
城市和农村，其抗旱能力的不同，不仅仅是水资源使用的不公，更是建设资源的不公。水库、密密麻麻的供水管道、便捷的道路，设若农村也有这些，抗旱保生活用水还会是现在这样子吗？
媒体的关注也是这样：“黔中早报社的同仁对着墙上的地图给我们介绍旱情。目前安顺境内过得最艰难的，是那些交通最不发达，经济更落后的地区，主要集中在关岭、镇宁、紫云三个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尤其是地处最偏远的山区，媒体报道很少，即使是本地媒体，因为人手有限，暂时也还没顾及，具体情况如何，恐怕连当地县上也很难清楚。”
那些受灾最严重的地方，是农村中基础设施最落后的地方，这几乎是一条铁律：路途遥远、道路崎岖、山路盘旋、通讯不便、饮水农耕靠天。在天灾面前，他们几乎一无抵御的装备。而在外援支持方面，因为其偏远，他们缺乏话语、缺乏关注，也就成为救灾力量到达的最末端。最需要帮助的人，却最后得到帮助，这就是无奈的现实。
是什么让不同区域之间出现了抗旱能力的差异？没错，首先是城镇建设中心的喜好，所有的资金、政策、资源、技术都在注入城镇，这是农村和城镇之间的体制不公。但还有呢？那些本该注入乡村的力量就完全无损耗吗？“乡是穷乡，来自上级的政策扶持，尤其是资金支持原本就非常有限，救济式扶贫收效甚微。基层财政实行乡管村用，村支书带着项目去找乡里的时候无奈地发现，划拨村里的款早被乡里透支掉了。曾经，全村民意表决，决定投资为村里的小学修一个操场，但到乡里没要到钱。至今这个小学依然没有操场。有什么办法呢？再说，上面更愿意跟那些发展快的地方绑在一起。穷的地方，发展不起来，必然一步一步边缘化。村支书掏出当地产的廉价香烟递给我们，用上面的口吻说了一句话：你连一根好烟都舍不得买给我抽，我凭什么帮你？”
这一组旱区博客中，其中有一个签名是“西南大旱，城市依然城市，农村更加农村”。真的让人无语。旱区让人看到不同人群在面对水资源时的承受力，这是民生的不公。力量强大的人可以安然度过旱灾，而无甚凭依的人却最先承受旱灾。是什么让人群在天灾面前分化为强大和羸弱两种？
' />是否“南北同旱” 我该信谁2010-03-29人们知道，在旱、涝问题上，水利部与气象局都是国家的权威机构。面对南北是否同旱问题，两个机构的观点竟大相径庭。
水利部刘宁副部长谈到，北方地区有“十年九春旱”习惯，如果后期出现少雨高温多风天气，北方地区旱情将会迅速形成。届时，可能南北方同时抗旱。他还披露河北省、山西省因旱出现部分人、畜饮水困难。气象局郑国光局长说，现在北方没有大面积干旱，北方的土壤墒情还不错，问题是温度偏低。
水利部的观点、气象局的声音都值得重视， 但问题是，南北是否同旱决不是一个学术问题，而是对未来一个或多个区域气候情况的判断。假若是“南北同旱”，那么，就应实行全国总动员，把抗旱摆上议事日程，启动预案，投入抗旱工作，全国公众也应支持抗旱保生产、保生活。
笔者要说的是，面对如此重大的气候判断，作为国家的两个权威机构，应通过研讨座谈沟通的形式，尽量取得一致的共识，而不能各唱各的调，令公众莫衷一是。
近年来，围绕诸如市场供应问题、经济是否出现通胀问题，政府部门经常在“打架”。可以说，此次“是否南北同旱”的判断，是这种现象的延续，令人皱眉。
当然，部门是由人组成的，各人的经验素质不同，对一个问题的看法就不相同。提出不同的意见，这既是发挥主观能动性的表现，也是对人民负责的表现。但作为政府机关对重大问题如何发表意见建议，就不那么简单。假若在同一个问题上，同一时间内作出两种不同的判断，就会让公众难以判断孰是孰非。因此，重大事情，政府机关敏锐分析，相互沟通，形成统一意见显得非常重要。这既是政府决策的需要，也是公众的期望。
' />政府不是用来下跪的2010-03-29翻开3月24日的《南方都市报》，读者看到的则是另外一番情景。在该报的一则图文报道中，当地一群挑水的老人齐齐跪在山路上，请求政府把路修好，让饮水点设得更近一点。
广西河池市政府迅速回应称，后一则报道失实。官方的调查结论说，东兰县人民吃水没有问题。这些老人们的下跪是有人事先导演的，为了让政府早点把路修通，他们故意远足挑水以欺骗记者。
在河池市政府的回应中，记者被欺骗的原因在于，这些年老的村民都是“刁民”，当地并不缺水，他们非但没有像《农民日报》报道中描述的那样，反而满怀抱怨和愤懑。
也许记者的报道确有不实之处，政府官员们觉得委屈，但假如他们站在这些村民的角度，就可能会有另外的感受。耶鲁大学政治学和人类学教授詹姆斯·斯科特在研究东南亚农民问题时发现，底层民众通常没有正面交锋的能力，他们往往采用偷懒、撒谎、搞破坏这些不够体面的行为来维护自己的权利。斯科特教授把这些办法称为“弱者的武器”。东兰县村民使用的正是这样的武器。他们对于集资修路问题抱怨已久，然而无处可诉，假如没有大旱发生，会有记者去听他们说话吗？假如不采取这样的办法，他们的声音能传递出去吗？
“弱者的武器”还包括极端行为。作为一种抗议，极端行为都是表演，因此河池市政府强调村民的下跪行为是有人导演所致，并没有任何意义。政府本应该关注的重点是，村民们为什么不惜下跪请愿？不过，下跪这种极端行为，在很多基层政府那里已成常态，所以一些官员并不惊讶，反倒觉得记者有些大惊小怪。
在我看来，前述两则报道尽管内容大相径庭，然而却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同一个问题——民众向政府下跪请愿，以及一些地方政府希望民众对其感恩戴德，其实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在去年的一则新闻中，这种两面性完全重合，可以任意转换。安徽黄山市休宁县蓝田镇政府前，残疾人徐某前往请求解决低保问题，被民警呵斥、阻拦并扭打，造成手臂骨折。该镇李镇长对她的手臂骨折不以为然，称“可能是原来就有老伤”，“或是（民警）无意造成的”。她被认定毁坏公物、扰乱秩序，随后在政府门前下跪道歉。李镇长说，她下跪不是道歉，而是对政府的宽宏大量表达感激之情。
李镇长坦然的解释，充分表明了感恩和下跪是同一回事。明白了这个道理，你就不会觉得奇怪，我们的一些政府，不是民众用来感恩的，就是用来下跪的。到网上去Google一下，你会看到，在湖南常德，有癌症老人下跪向政府讨要工资和借款；在江苏淮安，有包工头向政府下跪讨要工程款；在重庆开县，有农妇爬到政府门口跪求解决困难，被保安踢了出来……
最近的一起下跪事件是，山西疫苗问题被媒体再次揭露之后，当地政府主管部门草率应对，受害孩子的家长难以接受，打着“抗议卫生厅疫苗虚假调查”的横幅，跪在山西省卫生厅门前，等候相关领导出面接见，但终究未能如愿。
自然，也不乏民众真心诚意地跪谢政府。去年6月末，北京首个限价房项目正式交用，市委书记刘淇、市长郭金龙等领导将新房的钥匙交到业主代表的手中，一位业主当场向众领导磕头致谢。
在这些面向政府的下跪事件中，一些政府部门要么像封建衙门，要么像天外来客，而并非公共服务机构，所以才会出现找它办事需要下跪求情，它办了事或者假装办了事，就要求民众额外感谢的事。
假如我们认同民主政治，就必须承认普通民众的天赋自由与权利。政府的权力既非世袭，更非神授，而是来自民众手中权利的让渡。民众的立场则是，给你一些税金，给你一些权力，让你为我们服务。在这种关系中，断然没有民众向政府感恩或者下跪的道理。
在现代民主社会中，政府的服务系统本身是中立的，无论任何政府，救灾扶弱都是基本的职责。政府把这份职责履行得好，民众可以表扬；干得不好，舆论应该谴责。
（作者系资深媒体人士）
' />大旱启示：不要让“水利”变成“水害”2010-03-28去年至今的中国南方大旱，暴露出两个问题：对广大农村最为重要的基础水利工程或年久失修，或投入不足；近年来大江大河上大量建设的水电工程与民争水，加大了水资源供求矛盾。
把干旱全部归咎于天灾，是最省事最不负责任的做法。我们面临的不仅仅是眼下抗旱的问题，更重要的也许是对水资源战略和水利模式的反思与改进。
中国南方总体上属于亚热带季风型湿润气候区，与年均降水量300mm、近半地区在150mm以下却是世界上农业最发达的以色列相比，我们的水资源条件和农业生产条件要好很多。
中国是一个水利工程很多的国家，尤其是1949年以后，不同时期都伴随着大兴水利工程之风，目前已是世界上水库数量和规模最为庞大的国家之一。但已有专家指出，近三十年来，真正对于解决地域广阔的农村供水和农业用水的水利投入却处于恶化趋势，已有的工程系统大量病损，导致应对灾害的能力十分脆弱。
近年来，相对于农村的基础水利工程备受冷落，大大小小的水电工程特别是动辄几十亿、几百亿的水电工程却备受各级政府青睐，在西南地区各流域遍地开花，如火如荼。个中缘由，不难理解。农村水利建设是长期利益，见效缓，对GDP贡献小、无财税之利、无政绩之显。而河流水力资源的出让寻租，和经营土地、矿产等公共资源一样，都是不断给政府带来利益的“摇钱树”。
许多水电工程特别是大型骨干工程，都被赋予了发电、供水等诸多功能，但“熊与鱼掌不可兼得”，许多功能本身就互相矛盾，所以实际上功能常常被单一化，使水资源的供求矛盾加剧。
例如，当西南地区众多的水利工程都是以发电为首要功能时，水库的“调丰补欠”就成为一种宣传的误导，由于电站水库的基本运行模式就是汛期泄洪、枯期蓄水，所以往往造成汛期洪峰加剧，枯期流量更枯的效果，在具有梯级水库集群的大河干流上，这种情况更为严重。
2007年初，嘉陵江多个梯级电站的坝下都出现历史低水位、甚至人可涉水而过的状况，重庆主城区因取水困难出现危机，后责令上游水库放水才得以缓解。三峡水库在2008年、2009年两次试图蓄水到175米的过程中，都使下游出现罕见低水位，导致严重干旱。据2009年有关部门公布的数据，10月份三峡库区的平均入库流量为12500立方米/秒，而因蓄水下泄流量可低至6500立方米/秒，后为了缓解下游旱情，责令入库流量大于9500立方米/秒即按9500立方米/秒下泄，小于9500立方米/秒则来多少放多少，最终使三峡水库无法蓄水到175米。
长江上游来水减少，也和上游主要支流乌江、嘉陵江、岷江、雅砻江已建成的梯级电站群蓄水有关。长江水利委员会有专家已指出，三峡水库以及湘江和赣江上游众多电站水库的蓄水，是近年来洞庭湖、鄱阳湖冬春季水荒的重要原因。而目前在乌江、大渡河、雅砻江、金沙江干流上，还有数量更多、库容更大的电站集群正在建设，一旦建成，长江流域冬春季的水荒将更为严重。黄河已有前车之鉴，当黄河干流上的水库库容远远超过黄河的年均径流量时，黄河断流就难以避免了。
在上述情况下，我们是应该花相对较少的钱，去切实改善广大农村小型分散的水利设施，还是花更多的钱，不顾客观的水资源量，在大江大河建更多的大型、巨型工程，显然是值得思考的。
' />抗旱呼唤基层和自治组织的力量2010-03-26凤凰网“穿越特旱区”行动组穿越云、贵二省，在云南砚山县者腊乡掰听村所看的一幕是，由于基层村组织缺位造成村民在领水问题上的无序。消防队10吨水的水车，在保证老弱病残幼供给之后，水该先送给谁，每个村民都希望送水车都送到自家门口，缺乏调度和协调。这个时候，村民们都在不无遗憾地说一句“没有村长啊”。（凤凰网3月24日）
掰听村原来的村长因为待遇低和不被村民理解，早已经到广东去打工了，这个村庄的村务治理3个月来一直处于空白状态。掰听村的情况有些特殊，但那些有村长的村子就能够极大地发挥基层的组织作用吗？
我想起了去年的北方旱情。因为北方几省是粮食主产区，抗旱的主题是保农耕。我去采访一位本省农科院的专家，他给我列举了农业基本建设投入从“一五”到“十五”之间的数字比例，明显地逐年下降。他同时提醒我，在国家投入比例下降的同时，农民自己投资兴建农田水利工程的比例也在减少—一家一户的农业生产，由于对“搭便车”的经济顾虑，使得农民不再热衷于去修农田水利工程，水渠、机井等都基本不做了。
在有村长的村庄尚且如此，何况掰听村这样村长缺位的地方呢？
现在，抗旱救灾已经成为国家和地方政府的主要工作之一。但全球变暖的背景下，干旱问题不可能每次都靠外地支援、企业捐助、军队战士集中力量打机井、寻找水源这样的非常规措施来解决。政府首先应该加大投入，任何“经济条件不够，基础建设设施受发展条件制约”之类的托辞，都不应该挂在嘴上。但在政府加强力量的同时，基层组织自身包括任何形式的村民经济体，都应该发挥作用，在日常的生产中也好，在临时的应急措施也好，都应有自己的担当。
作为应急的办法，旱区的青壮年劳力很多都外出打工，一是节省本地水源，一是可以做到减产不减收。但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是，留下的老幼妇女怎么办，靠他们来抗击大旱吗？云南曲靖市陆良县就是其中的一个样本，陆良县人武部一名官员也坦言，“有效劳动力大量外流后，留守在家的妇女儿童如何抗击这百年大旱确实是个问题。”（《南方都市报》3月24日）
基层组织和自治力量在灾难面前的“中空”，已经成为一种常态。非常时期需要政府层面的国家力量介入，但灾区群众也应成为对抗旱灾的主体力量之一。作为直接面对旱灾的基层组织，应该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
在谈到日常水利基础建设时，我采访的那位农业专家说，“有两个解决方法，一个是通过农民合作组织，相邻地块统一施工，大家凑点钱打井修渠。还有一种形式是通过农村的基层党组织、村委会进行规划和建设。”把这个日常生产思路换到灾区之前的抗旱上去，旱情不是一日形成的，农民是旱情的神经最末梢，如果每个村庄都有强大的基层组织、有专业的农业合作组织，一些条件好的合作组织承担国家项目，那么，水利建设、抗旱救灾集结号的吹响、救灾物资的有序发放，肯定不会出现临时抱佛脚的现象。
' />抗旱的公民行动未必非要自掏腰包2010-03-25全民抗旱的号角已经吹响，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平民百姓，所有人都把目光聚焦在西南这片干涸的土地上。在国家层面的抗旱举措之外，网络上，有网民自发地联系娱乐界、传媒界和企业界组织“赈旱2010——微博网友大型赈灾义演”活动；重灾区的官员们也在网络上发出呼吁，号召志愿者前往灾区送水抗灾；一些民间慈善组织也启动了“抗旱公益体验行动”，招募网友前往灾区与当地贫困家庭一起背水、运水、买水，亲身体验和感受贫困和干旱交加的苦痛。在这场“抗旱赈灾”的战役中，民间力量的崛起让人备感欣慰。可以说，这些力量的呈现，正是中国“公民社会”进步与成长结出的果实。
民间势头高涨的行动确实让人感佩，但我注意到，对于普通公众如何为抗旱尽一份微薄之力，组织者们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细则。现实所限，不是每一个关注灾情的人都可以前往一线并与灾区人民并肩抗灾，所以，无论是媒体或网民，甚或一些慈善机构，在号召全民抗旱的时候，无一例外地将抗旱行动具化为“捐款”。比如那份“赈旱2010——微博网友大型赈灾义演”的倡议书中就提到，“仅仅草根网友的支持还不足以形成巨大的影响力，对募集捐款还欠点火候，还需要一些重量级的人物，有名气的明星的加入以造成轰动效应，一场成功的募捐晚会往往离不开娱乐明星的加入。”中国扶贫基金会的倡议也是“捐助200元，就可以为一户受灾家庭解决一个月基本粮食！”还有一些媒体，在关注抗旱的同时也不忘向受众呼吁，“或许此刻我们更应该掏出自己的钱包，献出一点微薄的爱心……”大旱当前，普通公众似乎只有“捐款”才能表达自己对灾区人民的牵挂，似乎只有“捐款”才能证明自己爱国的赤子之心。
呼吁普通民众捐款赈旱当然不是不可以，捐款捐物等种种善举都在解旱区人民的燃眉之急，这样的慷慨解囊多多益善。只是，西南大旱仅仅是靠“钱”就能解决问题的吗？
这一场大旱至少暴露了我国农田水利基础设施老化、抗旱体系尚未发挥有效作用等长期性的硬性缺陷，同时还暴露了“大旱三季无人知”等软性认知不足，导致我们现在不得不承受“温水煮青蛙”的阵痛，这些问题的出现与钱是没关系的。况且，以中国目前的经济实力，政府完全也有能力划拨资金抗旱救灾。
在这次大旱面前，政府层面尚没有号召百姓募捐，呼吁百姓募捐的组织都是民间性质的。浏览这些公益活动真诚的倡议，会有一种感觉，大灾面前如果没有捐钱捐物，这个人的道德水准就不达标；如果没有捐钱捐物，这个人似乎就没有爱心；没有捐款捐物，这个人似乎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公民。大灾面前，每一个公民确实应该有所行动，但是，慈善也好，公民行动也罢，是不是一定要围绕着“捐款”来进行呢？我们是否应该拓宽一下“公民行动”的视野，别动辄就把表现爱心或者责任的举动与“捐款”捆绑在一起呢？
在“国强民弱”的大背景下，全民赈旱国家未必缺钱。跟踪政府是否将每一笔赈旱资金都落实到位，监督政府抗旱措施是否得力，这也是一种值得肯定并推广的“公民行动”吧？
' />规定菜价“一毛都不能涨”是致命的自负2010-03-25云贵遭遇百年不遇的大旱，靠天生长的蔬菜等食品紧俏，价格自然水涨船高，这势必加重消费者的生活负担。在这种情况下，贵阳市规定菜价“一毛都不能涨”，肯定会受到大多数市民的欢迎。但这真的能够把菜价稳住，从而减轻市民的生活负担吗？
在流通环节，零售价不能涨，批发价也不能涨，那么在生产环节呢？大旱之下，水贵如油，吃水都很紧张，蔬菜岂能不渴。由于种菜的成本大幅提高，菜农出售的价格肯定也要提高，市场上的蔬菜怎么可能不涨价？最少处罚10万元，最高可罚100万元，这样的处罚力度，足以让大多数蔬菜经营户倾家荡产，物价等部门的自信大抵就来自这种严刑峻法。但惹不起躲得起，人家不种菜或者不卖菜了，总可以吧？菜价太贵和买不到菜，哪一样后果更糟糕呢？
历史上用行政管制的办法治理物价而最后失败的例子不胜枚举，最近最典型的当属非洲的津巴布韦了。前些年，该国的通货膨胀达到了惊人的70倍。于是总统下令，所有商品价格统统减半！刚开始，老百姓欢呼雀跃，纷纷走上街头帮助政府检查商店的价格。结果怎么样呢？商店经营亏损，纷纷关门大吉，生产越来越萧条，失业大幅增加，局势更加糟糕——总有一些政府或者官员认为市场可以按照他们的“计划”去运行，甚至迷信行政权力可以“控制”市场的走向，这就是著名经济学家哈耶克所说的“致命的自负”。
贵阳市物价局等部门也许认为，规定干旱期间菜价不能上涨只是特殊时期的特殊手段，但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特殊手段”根本奈何不了市场规律。权力的“有形之手”虽然貌似强大，但在市场的“无形之手”面前，它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甚至根本没有力量可言。
也许有人要问：面对物价的大幅波动，政府就应该袖手旁观吗？当然不是。但政府应该做的不是行政管制，而是遵循市场的规律，引导市场的价格，或者想方设法减轻困难群众的生活负担。比如，千方百计地帮助蔬菜经营者增加货源、扩大贵阳的蔬菜供应，或者发放临时性物价补贴，保障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需求，等等。虽然这些措施的效果也是有限的，不太可能让市场的物价和群众的生活保持正常时期的水平，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儿。“物以稀为贵”，价格主要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在百年不遇的天灾面前，群众也都会理解这一点。
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都要清楚自己的角色、知道自己的能力，不能缺位，也不能越位，尤其是在“特殊时期”，政府更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绝不能干那种帮不上忙反而添乱的蠢事。
' />回头看西南大旱被“预测”2010-03-24日前，由于中国云南等地大旱，美国某机构六年前的一份报告又重新引起了人们的关注。2004年，《中国青年报》曾经报道，美国国防部委托GBN公司完成的一份报告预测指出，2010年前后中国西南地区将出现大旱，对此，国内气象专家称，即使有此报告，不知以何为据，可信度有限（23日《新京报》）。
中青报当年的报道说，中国气象科学家认为“GBN预测的情景发生的可能几乎为零。”
笔者非科学家，无意也无力重新评判这份报告的价值，笔者关注的是，从目前中国西南大旱这个被不幸言中的事实来看，我们在对待一些民间预测的态度方面值得反思，这种反思应建立在中立的价值观之上。亦即看问题的角度应超越个人好恶，更多地体现一种科学精神和专业价值观。
一是研究比否认好。在“5·12”汶川大地震前两天，亦即5月10日的《华西都市报》曾刊发了一篇关于绵竹市《数十万只蟾蜍迁徙引居民担忧》的报道，村民担心“这种现象是不是啥子天灾的预兆？”当地林业部门的官员回应说村民不必担心，这“说明绵竹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了”。这个事实告诉我们，对待此类现象，首先要破除傲慢与偏见，先不要急于否认和排除某种选项，用科学的态度和方法进行多角度的研究与追问才是最可取的。
二是正视比辟谣好。还是以地震为例，据今年1月27日《21世纪经济报》报道，中国地震台网测定，24日在山西省运城市河津市、万荣县交界发生4.8级地震。而此前，山西省、市地震局专家通过媒体对地震传言及时进行了“辟谣”。由此看来，对于某些社会现象，如传言等，设若我们首先将其当成一个“社会事实”加以正视，而不是首先当作谣言加以打击或扼杀，其社会效果可能好得多。
三是宽容比苛刻好。现实生活中，一些官员面对不好把握的民间预测或研究，为什么一般都首先选择否认、辟谣、求稳居安的策略？大抵是因为这种策略承担的责任最小。如果官员太主动积极，轻者可能会陷入“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的嘲讽之中，重者可能会被扣以不利社会稳定的大帽。
因此，在正确对待民间预测问题上，还要求我们社会一方面要有一个宽容的决策环境，另一方面也要建立对漠视民间研究成果或民众重大疑问而造成损失的官员的责任追究机制。
' />谨防西南大旱助推通胀2010-03-242月，中国CPI同比涨幅已达2．7％，距今年的控制目标3％仅一步之遥，比2．25％的一年期居民储蓄利率高出0．45个百分点。严格地说，中国已发生轻度通胀。有专家认为，2月的通胀率攀升受到春节、寒潮影响，有客观因素。但我国经济已发生局部过热，天量信贷投放的滞后效应正在释放出来，资产价格的过快上涨还没有明显回头迹象，加上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处于上升通道，输入型通胀不可小觑。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今年实现3％的通胀控制目标不会轻松。日前，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姚景源说，今年中国经济面临物价上涨，导致通胀的因素和抑制通胀的因素同时存在，3％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幅度是个有难度的指标。他还表示，过去30年，当经济过热、严重借贷及农作物歉收这三个因素交汇在一起时，中国就会经历通货膨胀。
从农作物收成看，中国虽连续六年农业丰收，粮食储备充裕，但眼前是西南大旱，西南地区特别是云南农作物的绝收已成定局。现在已到稻谷播种期，持续的干旱严重影响了西南当地水稻的播种。大旱势必造成当地主要口粮的减产，对云南、广西的当地粮食市场是很大打击。西南地区虽不是中国粮食主产区和供给地，但西南旱区的粮食不够吃，势必要从全国其他地方调粮食，这可能成为全国大米涨价的诱因。有报道称，上海、重庆等地已出现大米价格上涨的现象。
西南大旱主要在云南全境、贵州大部、广西一部分和四川、重庆南部地区。一旦旱情继续和扩大，受灾人口将会激增，到那时，粮食问题就会第一个凸显出来，这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同时，广西西北部和云南大部分地区是我国食糖主产区，罕见大旱必然对甘蔗生产造成巨大影响。有报道称，广西的糖产量将会从2008年的763万吨下降到30万吨，云南本榨季食糖产量同比下降15％左右。涉糖上市公司的股价这几天呈上扬行情，郑州商品交易所白糖期货行情持续走高。粮食价格、食糖价格上涨将对物价造成一定冲击，使得CPI走高的可能性大大增强。
对于西南大旱可能助推通胀应给予高度关注和重视。西南地区政府要率领百姓虎口夺食，把大旱对农作物的影响降低到最小。国家有关部门要加强协调，加强粮食及其他生活必需品的调度，防止供给不足、断档引起旱区百姓恐慌，保持旱区物价稳定。市场管理部门也要加强监管，防止不法之徒利用大旱囤积居奇、哄抬物价。有媒体报道说，3月上旬和中旬，广西玉林市不少副食品店商贩声称食盐紧缺，并提高售价，引发食盐抢购潮。在大旱当头之际，对不法商贩的违法犯罪活动，有关职能部门一定要予以严惩，切实维护市场秩序。
' />抗旱救灾，政府应善做“减法”2010-03-23西南5省的旱情牵动人心，5000万人受灾、2000万人饮水困难的严峻形势，让抗旱成为一项艰巨的任务。在不少地方，有关方面为保墒情，保农作物产量不惜工本、不遗余力，在一些地方，已出现大批民工返乡抗旱的情况。
但必须认识到，要从根本上解决旱灾对农民的威胁，光做“加法”是不够的。此次受灾的许多地区偏僻闭塞，交通不便，有限的一些经济作物，如辣椒、甘蔗等，是当地农民赖以为生的经济支柱，正因如此，一旦旱情紧迫，经济支柱受到动摇，从政府到农民，都会竭尽全力抗旱保苗。
因为这些地方抗旱基础条件恶劣，故而不得不将在外打工的亲人千里迢迢召回家乡，帮助抗旱。桑梓之情，血浓于水，这种精神和行为固然令人感动，但舍弃城市里的工作回乡抗旱保苗，所保住的不过是区区之数，所付出的却是丰厚得多的打工收入，投入产出比并不划算。
因此从根本计，抗旱不仅要善做“加法”，也要善做“减法”。所谓“减法”，就是在偏僻闭塞、生态环境恶劣的地方，实行退耕还林、退耕还草，放弃一些投入大、收效低的耕地，将分散的农村居民点适当集中，把贫瘠土地上的农民，妥善地迁徙、安置到资源相对丰富、生产生活条件相对较好的地区。
不仅如此，由于户籍、社保、住房等问题，许多进城民工未能在城市中“住下来”。他们的亲属仍不得不留在农村，面对恶劣的生存环境。有关方面应该趁着城市化进程加快的有利时机，让一部分民工城市化，让留在农村的农民，获得相对更广阔的生存空间。
“加法”不好做，“减法”做起来更难，西北地区实行生态移民已有多年，进展始终缓慢，三峡库区移民工程，至今仍是许多地方政府和移民的一块心病；至于农民工城市化，更是千头万绪，剪不断理还乱，被公认为老大难问题。但是，“难做”也必须着手去做。惟有做好“减法”，才有利于生态平衡的重建，也才能把旱灾的不利影响降到最低。
' />防止旱情成为通胀催化剂2010-03-20持续干旱已致受灾地区的农产品批发价格和“菜篮子”价格翻跟斗。根据历史数据分析，局部干旱并不一定会明显影响当年全国的粮食价格以及居民消费价格。 如2000至2003年中国遭受了连续四年的干旱，且干旱地点均出现在粮食主产区，导致粮食总产量在这四年间持续下降，但同期的CPI和粮食价格基本稳定，并未出现明显波动。
但时过境迁，在特殊的经济形势下，一点星火，足以燎动CPI，带动通胀上行。其一，翘尾因素不可小觑。不同于2009 年，2010 年各月的翘尾贡献全部为正，全年向上拉动CPI 有0.8个百分点左右。进入3月份以后，翘尾因素更为明显。这种现象对于食品CPI 尤为明显。其二，猪肉价格反弹压力明显。根据商务部3月16日发布的数据显示，猪肉价格连降四周，下跌趋势明显。但猪肉价格已经回落至2007年初的低点，继续下行的空间不大，未来存在快速反弹的可能。
更值得重视的是，西南地区由于特殊地理位置，是水电主力军。经济快速回升给电力工业带来的刺激非常明显，累计用电量同比增速保持高位。由于水电受干旱影响而减发，火电近乎独享快速增长的用电需求。2月份火力发电量同比增长11.4%；水力发电量同比下降了13.6%。自去年8月以来，火力发电量同比增速已连续7个月超过10%。“冰”“火”两重天在一定程度上不断推动资产资源价格明显的升值预期。一方面，资源外部依赖的经济模式重新面临输入性通胀的压力；另一方面，热钱兴风作浪。春节后，国内期货市场成交量急剧放大，一段时间内必重新面临大量流动性涌入的考验。
2010年，从年初北部大暴雪，接着渤海、黄海北部海面大面积结冰，再到西南大旱，更预示2010年气候变化将比往年更复杂。据统计，春粮只占中国全年粮食产量的15%左右，夏粮及秋粮才是全年农业收入重头戏。值得警惕，需未雨绸缪防范农业波动的新一轮冲击波。
干旱在中国并不罕见，相反，是一个十分普遍的现象。但近年来，爆发频率和幅度每每超出以往。过去水量充沛的西南地区都无例外。这种非旱即涝、南旱北涝，看似天灾，实则也暴露出资源短缺、分布不均、规划不合理、利用效率低和浪费等水资源利用问题。
与经济转型相对应，生态状况的继续恶化和面临的工业化、城镇化发展要求．必须实现农业用水战略转移。由现状的相对粗放的农业转变为高效节水的现代农业。正视当前水资源问题，结合国内外经验及我国经济发展实情，政策上，需从政府决策与管理的角度完善水法、严格控制水利工程开发审批与监管、统筹规划设计、倡导建立节水型社会、控制水权分配；意识上，应强调人与水和谐共处的理念，在坚持以人为本进行水利开发的同时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并注重水利生态保护与建设，提高预警和防治意识及能力。
' />西南大旱是如何暴发的?2010-03-20截至17日15时，云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等西南5省市区共5104.9万人受灾，饮水困难人口1609万人。(3月19日中新社)透过图片和视频，我们看到龟裂的土地以及居民排队取水的长龙，旱魃肆虐的态势，扑面而来。如果不是媒体报道，谁会把西南与百年不遇的大旱联系在一起?比如重灾区之一的云南，在人们印象中它是“水做的”：青山绿地，森林郁郁葱葱，澜沧江奔腾汹涌。
但现在，人和牲畜的饮用水都成问题。
这场超出人们想象的大旱是如何暴发的?查阅报道可知，干旱最初只限于广西、贵州、云南局部地区，但春节过后，受灾面积逐步扩大，发展为覆盖西南地区的大范围干旱。
如果把视野再扩大些就会发现，此次干旱与去年印度大干旱一脉相承———去年入秋以来，西南季风气流偏弱，降水偏少，气温偏高，导致旱情加重。
灾害袭来，我们无法阻止，只能尽力减少损失。但也要看到，西南大旱并非只能归咎于气候异常，其中的人为因素也值得检讨。
正如专家说的，干旱是“慢性病”，它不像台风说来就来，而有一个慢慢侵蚀的过程。如果等到“病倒”时才想起如何应对，付出的成本就要巨大多了。
有资料显示，西南地区农业水利工程长期欠账，原有设施老化、损坏严重，加上人们靠天吃饭的意识根深蒂固，抗旱灾意识也很薄弱，导致农业在大旱面前不堪一击。
更要命的是，西南一些省份为了追求GDP增长，不断上马造纸业，大量毁林，其结果是，水土流失恶化，土壤水分锁护能力下降，“旱魔”也就一点点滋生。
大旱面前，抗灾是压倒一切的任务，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该学会从罕见旱灾中汲取教训，亡羊补牢。
' />西南干旱都是天灾原因？2010-03-19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办公室统计显示，截至3月10日，中国耕地受旱面积已达9215万亩，其中作物受旱7234万亩，待播耕地缺水缺墒1981万亩；有1828万人、1145万头大牲畜因旱饮水困难（多年同期均值为764万人、494万头）。据统计，目前中国耕地受旱面积的86％、因旱饮水困难人口的75％集中在西南地区。农业部统计数据显示，中国西南5省（区、市）粮食产量约占全国的16％。但近30年来，南方季节性干旱天气不断出现，成为中国粮食安全新的危机因素。
如果说西南地区水资源匮乏，估计很多人都会不服气。要知道在中国地理上描述，大江大河纵横交错的西南地区是中国水资源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这一点，在遵义市水利局副局长李书江那里也间接得到验证，据李局长说，当地已建成的大中型水利设施工程“跑冒滴漏”现象令人触目惊心。一些县城、集镇供水工程损失率高达50％以上，数万座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修建的小山塘、小水库年久失修，在干旱面前无法发挥作用。看来历史罕见干旱气候更使这一区域多年积弊的水利矛盾暴露。
种种信息直接指向水利建设投资不足的矛盾，仿佛经费一保证这些问题就迎刃而解。那么这些问题真是经费投入不足造成的吗？我看未必！一项数据显示， 2009年，在中央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政策带动下，中国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规模高达1427亿元。干旱气候下，中国一些省区更是增加了水利建设。云南省今年将陆续开工建设100个骨干水源工程和100万个小山塘、小电灌站等“五小”水利工程。贵州省则继2009年开工建设历史规模最大的黔中水利枢纽工程后，还将同步进行“滋黔”工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烟水配套工程、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等水利项目，以提高农田有效灌溉面积。
事实说明国家很重视水利，每年都会划拨很多经费给各地整修水库，每年都会有一位总理级别的会议管这事情。水乃生命之源，人类历史进程其实就是一个治水的过程。然而，现在的农村，水利行业搞大跃进，盲目的做大使得投入的大部分都搞了些花架子工程。让本来就紧凑的水利资金没用在刀刃上，甚至造成一些地方的基本农田水利设施建设率为零。以至于农村几乎都是一下就涝，一没雨就旱，同样也带来农村环境的恶化。
据报道，2006年至2007年云南省发生一般或较大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事件仅3件， 2008年1至10月就发生了20起，而且其性质与危害程度呈不断升级的趋势，给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造成了重大损失，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损害。从2003年至2009年9月，云南省环保厅受理的有关环境方面的群众来信来访就高达77063件次。看来这些极端气候造成这样大的灾害，根本原因还是水利规划不科学，没有远见造成。如果这些问题没得解决，恐怕再增加水利经费也是事倍功半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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