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奇迹”的记忆2010-05-28关于我亲身经历过的那段“奇迹”年代，我似乎只记得一堆和我没有任何切身关系，但又非常宏大的字眼，比如说“十大建设”、“经济起飞”和“东亚四小龙”。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我会忘了自己曾经闻过的气味、曾经目睹的景象，却记得一堆数字名词与观念？是什么让我对具体实在的“背后”视而不见，见而不存，却留下了满脑子抽象疏离的“奇迹”与“起飞”？
我当然是要说今天的大陆，这座独一无二的世界工厂，只不过现在的大陆与当年的台湾还是有点不一样。在台湾，许多知识分子是在后来才取得了音量够大的话筒，提醒大家奇迹背后是至今未合的伤口；在大陆，同一批学者前几年还在批判中国走向市场经济之后带来了许多问题（例如遍地开花的“血汗工厂”），如今他们却忽然告诉我们原来中国走对了。原来我们不是世界工厂，我们这叫“中国模式”。
然后世界工厂的代表，世界第一大电子代工厂富士康连续发生了12名员工跳楼身亡的事件。
如果说我的台湾工厂记忆是被抽象取代了具体，因而可怕；我现在担心的则是个案蒙蔽了一般，反而看不见更广泛或者说更“结构”的问题。媒体同行全面而深入地调查了富士康的企业文化、管理模式，以及其中工友的处境，为我们理解那些神秘的连环自杀事件引入了许多可靠的线索。可是坦白说，看完这些报道和评论之后，我不觉得富士康有什么特别。并不是说它“不特别坏”，而是和其他工厂对待员工的方式比较，它在各方面都不算太独特。人情的淡漠，工友之间关系疏离，高密度的劳动，机械化的动作，不加班就赚不到足够的收入，这一切全是问题。可是，我在很多关于广东一带工厂的研究报告里也都曾见过这些问题。难道这不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吗？富士康观澜厂区有40万员工，有没有人调查过要是按照同样的人数规模计算，全中国走上同一条绝路的工友又有多少呢？简单地讲，这12条人命也许不“只”是富士康的问题，而是全中国工人处境的问题。
凡是富士康事件里看起来很奇怪的事件，只要一放到更宽阔的层面，都会变得十分“正常”，例如工会的角色。本来我一直感到纳闷，都已经死了8个、9个、10个、11个、12个员工了，怎么等啊等，就是不见他们的工会出来公开说句话呢？换作其他国家和地区，说不定工会领袖早已发动罢工，或者至少要召开员工与资方的谈判大会。但是大老板来了，深圳副市长也来了，富士康的工会领袖在哪里呢？有人知道他是谁吗？
我还听说有人为那些年轻工人的“短视”不值，说他们大可东家不打打西家，何必寻死？这也令我相当吃惊，毕竟这个国家人人都念过点马克思，知道个体和结构的分别吧。当马克思说“工人被迫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时”,他说的可不是个别工人，而是一整个阶级。如果你把自由理解为个体的事，你甚至可以说工人还有选择什么工都不干然后饿死的自由呢。富士康的工人当然有选择去其他工厂打工的自由。但那是种什么样的自由？其他的选择又会有多大的不同呢？在今天的中国竟然要辨析无产阶级的自由问题，连我都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用“中国模式”之类的美丽言辞去遮蔽工人个体的苦难固不足取；过度集中地强调富士康的特殊性，恐怕也会有见树不见林之憾。何不把眼下的悲剧当成可以切入的样本，一方面照穿“奇迹”的苍白，另一方面发掘个案背后的整体，从12条人命看见一整代中国工人的存在。
（作者系凤凰卫视主持人）
' />“苹果调查富士康”的启示2010-05-28这样的调查行动，我们可能很陌生。许多人一直奇怪：富士康的事情，关苹果什么事，你不是政府部门，也不是执法者，只是富士康产品的“消费者”，有什么资格、有什么必要对富士康展开调查?有这种疑问的人，想必不知道西方发达国家方兴未艾的“道德消费运动”。
所谓道德消费，就是只消费那些有道德的商品。商品有道德吗?当然有，英国前些年举办过关于商品品牌的道德度评比，其中一些涉嫌“血汗工厂”的品牌就入选消费者心目中“最不道德品牌”。在他们看来，这样的商品在生产过程中凝聚不道德印迹，虽然它某种程度上有利于消费者利益(价格低廉)，但这损害公众利益，消费者有责任“用货币投票”抵制这种不道德行为。
因此，苹果公司的逻辑是：富士康是我的供货商，我就拥有对你提供的产品进行道德审查的权利。为了自己不被消费者抵制，苹果公司有权对供应厂商的工作环境、工人权益展开调查。
典型例证是，享受香蕉美味的人联想到“在巴拿马的香蕉园里，工人作业时都没有穿保护衣，当飞机飞过香蕉园上空喷洒杀虫剂时，工人便躲在旁边的香蕉叶下，他们常因这些化学药品感到胸口疼痛”，消费者可以通过拒绝消费这样的香蕉，迫使企业主改善工人的工作环境。
苹果的积极作为提醒我们，调查富士康内部管理真相不仅是政府部门的事，我们每个人都有资格和义务去关注。（来源：海峡都市报）
' />日本预防自杀的经验值得借鉴2010-05-27文章摘编如下：
5月25日，中国大陆的台资企业名富士康又有一名员工被证实跳楼自杀。这是今年以来该集团第11起员工坠楼事件，共造成9死2重伤。
富士康员工接连自杀的事件，成为中国内外媒体关注的焦点，引发广泛讨论。有人认为，是富士康企业管理模式出现了问题，有的观点认为是经济上升时期出现的一种规律性现象，也有观点认为富士康的自杀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不用大惊小怪。
富士康让人们开始关注自杀问题。日本是一个自杀大国，自杀率居高不下。统计显示，2009年日本自杀人数为32854人，比2008年增加了596人，也是连续12年超过3万人。1958年，日本的自杀者约为2.4万人，到1986年，这一数字上升至2.6万，而到1998年，自杀人数达到3.2万。日本的自杀人数不断增加，引起日本社会高度重视。从政府到民间，立体的防止自杀措施主见形成。日本社会防止自杀的措施值得参考。
针对自杀的严峻形势，日本政府注重立法，2006年出台了《自杀对策基本法》，其后每年发行《自杀对策白皮书》。《自杀对策基本法》详细规定了国家、地方公共团体、雇主等的责任，以及对自杀者亲属以及自杀未遂者的支援。《自杀对策白皮书》则归纳当年自杀概况和自杀防范措施的实施情况。
公司、家庭、社会组成一个整体，综合防控自杀。每年9月10日是“世界预防自杀日”，日本从2007年开始，将每年9月10日开始的一周期间定为“预防自杀周”，国家连同地方公共团体广泛举办各种活动，推进民众对自杀的认识。日本各在政府部门都设有专门的咨询窗口，为抱有各种苦恼的人提供帮助。如日本厚生劳动省设有“确保心理健康、防止过劳死和自杀”的咨询窗口；金融厅设有借款问题的咨询窗口；内阁府设有生活方面的咨询窗口。同样，各地各级政府部门也都不同方面的咨询窗口。在东京、大阪等地，还设立有非营利租住“自杀防止中心”，专门接受各种苦恼者的电话咨询。从2004年起，东京“自杀防止中心”每年都有超过1万名电话咨询者。
找准根源，对症下药。许多自杀者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抑郁症倾向。日本2009年自杀者中，超过21%的人自杀原因为抑郁症。每年3月，是日本自杀者人数最多的月份。从2009年起，日本政府将每年的3月定为“自杀对策强化月”。今年3月的“自杀对策强化月”活动中，日本政府在全国展开了“爸爸，睡得好吗？”的活动。日本社民党党首、内阁府特命担当大臣福岛瑞穗亲自上街散发宣传品，呼吁家人多关心父亲的睡眠质量，并告诉上班族：“每天都觉得很累，但是却睡不着——如果这种现象持续两周，就可能是抑郁症，应引起充分重视。”而对可能引起自杀的另一些原因，如债务、健康、家庭等方面的问题，均有相应的部门加以应对。
我们也应该看到，日本对自杀的防控，近年来才逐渐得到重视，还不够成熟和完善。其中不少政策还只是停留在疲于应付的表面层次，缺乏在文化、制度层面的对策。日本的自杀人数还在上升，防止自杀的各项政策还不能说已经有了很好的效果。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有的做法值得参考。防止自杀不应该是一时的短期行为，而是长期的综合工程。应逐渐建立家庭、公司、社会各个方面的立体网络，从细微处入手，并长期坚持下去。
' />只听到亢奋的批判 看不到跳楼者的故事2010-05-27当跳楼员工达到四五个的时候，批评富士康的管理无人性，解气！跳下七八个的时候，批评富士康是血汗工厂，解恨！跳下十个以后再咬牙切齿、声嘶力竭，都感语言的惨白无力！当第11个人跳楼员工出现时，我开始怀疑继续一边倒、恶狠狠地把富士康从舆论上打倒在地并踏上一脚的做法，是否有助于在短期内终结跳楼事件的再次发生。生命对于这些急匆匆跳下去的富士康员工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
富士康员工的11连跳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为早期尚未形成公共事件前的跳楼阶段；二为舆论广泛关注情况下的跳楼阶段。如此划分是出于对如下问题的困惑：必然发生了什么事情，到了须臾无法忍受、一刻不能耽搁的地步，否则无法解释在“跳楼”已然成为一个敏感符号的情况下，在媒体不断采取诸如卧底调查等方式全方位曝光企业内幕的情况下，在企业被迫采取措施防范于未然的情况下，何以依然有员工慷慨赴死的绝决态度？
用自杀的方式消灭自己的生命，或为抗争，或为逃避。遗憾的是，我们至今无法确切知晓所有跳楼者的经历和故事，无法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无法确定什么因素成了推他们跳下高楼的“背后黑手”。这使得我们无法判断他们选择跳楼的动机。唯一可以确定的是，跳楼员工没有受到喧扰的外界的任何干扰继续选择跳楼。我们在慷慨地愤怒地将批评的大棒毫不留情地挥向富士康的时候，内心包含了对一切咆哮的资本力量的本能警惕和敌视。但是，这种一边倒的批评声为什么在自杀者内心没有产生一丝生的涟漪，为什么没有因为感到社会关怀的温暖而产生一线生的贪念？死，难道不是需要更大的勇气？
这些天，出于对一个个陨落的年轻生命的惋惜之情，热心人都忙着为跳楼事件把腕号脉，人们还期待进驻富士康的政府调查组能切中要害，找到症结所在。那么，富士康的员工这些天在反思什么？他们彼此向工友传递的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信息？被媒体曝出来的园区内宿舍内人性的冷漠，固然有企业管理上的责任，但是难道就此可以推掉每个人身上肩负的关爱他人的道义上的责任？
我甚至天真地在想，他们就是有天大的冤情，完全可以再等等，给自己一个生的机会，给社会给企业一个纠正错误的机会。或者，哪怕学学不断上演的跳楼秀也好，以跳楼的极端做法达到维护自己权益的目的。一句话，我希望他们选择抗争，哪怕手法粗糙一些；而不希望他们选择逃避，沉溺于消灭自我的阴霾心理中无法自拔。不管生活如何打击你，都要始终高扬生的风帆，因为，生命对于每个人只有一次。
' />为何媒体越关注，富士康跳楼越密集2010-05-26看到这一消息，我真的不忍卒读。就在“第10跳“的舆论还在媒体发酵，公众对于“富士康能避免11连跳吗”的疑问刚刚发出之时，又一个年轻鲜活的生命从富士康高高的楼顶飘落，这也是进入5月份以来的“第5跳”。
媒体越关注，跳楼越密集，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魔咒！这让人不由想到法国电信员工连环自杀事件。据报道，从2008年到2009年，法国电信有35名员工自杀。而在今年第一季度，又有11人自杀。一系列发生在欧洲第三大电信公司的绝望行为，引起了全世界公众和研究者的关注。
有媒体总结出了连环自杀事件的一系列缘由：诸如法国电信对员工的管理办法野蛮，企业转型导致企业文化缺失；企业高层对员工们的不满情绪熟视无睹等，但一个最不容忽视的问题是：媒体屡屡关注，但问题却得不到解决，以至于“谈论得越多，就越会加重员工们的愤怒情绪”。
其实，关于富士康的问题媒体已经探讨了很多，这些原因和法国电信有着惊人的相似，无论是对“血汗工厂”的控诉，“情感护理、心灵抚慰系统的缺失”的指责，还是对“行政管理的滞后和执法部门懈怠”的不满等，各种议论虽然切中肯綮，但有哪一条能够得到妥善解决？更何况，一连串跳楼事件的同时，每天仍有数千名年轻人的应聘者在富士康门口排队等候面试的机会。
我们不禁要问，富士康虽然是一个是非之地，恶名远扬，为何还有不少员工仍然认为“富士康的用工还是比一般的企业要规范”，“待遇也不差”？问题的关键还在于，不去富士康，他们该去哪里就业，他们选择的机会又有多大？在一个整体缺少法治和道德支撑的市场大环境下，由于资本原始积累引发的各种违规、违法甚至血腥事件，较之富士康，许多企业或许有过之而无不及。
所以，对于“富士康事件”，媒体报道时应保持负责任的克制。我们不奢望沉默的关注能够引发更多的思考与行动，至少希望在目前阶段，别让如潮而又无结果的议论，不断激起富士康员工更大的委屈与不满，以至于发生更多的悲剧。
富士康的血
从楼上跃下，19岁的李海死亡。这一幕发生在5月25日清晨，深圳观澜富士康。在过去的半年中，已有11位富士康员工跳楼自杀，9死2伤。
台企富士康是杀人机器？错。对于这些涌进深圳打工的乡下少男少女来说，富士康是个不错的地方，规范，收入尚可。在员工跳楼事件发生后，富士康也在采取防范措施，如在宿舍楼下铺网，据说将耗资上亿元。
但是，少年的心思谁能懂？在流水线上，个人只是个零件，每天都在接受同一种指令，走固定的程序，吃饭、干活、睡觉。比如贴胶纸，要在主板上贴18张胶纸，两分钟内完成，每个工人每天要贴220块这样的主板，一年到头天天如此，简单，重复。上一代人就是这样过来的，但这些孩子拒绝重复。据富士康老员工回忆，过去员工辞职，走前要到各个岗位办手续，要3天，但现在，孩子们想不干了转身就走，不打招呼，不要行李，不要工资。
最可悲的是，孩子们想跳楼也不打招呼，转身就去了，让那些心理咨询接线员成了摆设。更令人心悸的是，跳楼还传染。有指责说，媒体起到了负面示范作用。其实，3年多前，有媒体已警示过一回，间接揭示了富士康今日窘况的必然。
2006年6月15日和22日，《第一财经日报》刊发记者王佑的两篇报道，称富士康在深圳的工厂普遍存在工人超时加班问题，《富士康员工：机器罚你站12小时》。其实，第一家摸富士康屁股的并非大陆媒体，此前，新浪等已转载了英国《星期日邮报》的文章——《苹果中国代工厂探秘：女工日工作15小时月薪300元》，也是以富士康为背景。
富士康把火发在了《第一财经日报》身上。2006年7月3日，富士康起诉王佑和该报编委翁宝，索赔3000万元。2006年7月10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出司法保全令，两位记者的财产被冻结。2006年8月30日晚富士康突然宣布将诉讼标的改为1元，并将该报追加为被告。2006年9月3日晚双方发表和解声明，和解背后的原因是公开的秘密。
当时，如果富士康不是一味地愤怒，而是借此反思自己的发展模式：虽然富士康贵为中国最大的出口企业，贵为世界最大的电子产品代工基地，但这种低廉劳动力及铁血管理的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如果那时就着手升级换代或产业转移，今日是否就从容一些？
不能要求富士康高瞻远瞩，其时，政府也未预见到此。当时富士康在深圳有20万员工，如今已达42万人，只要能交税，能保就业，就是好样的，就要拼命保护，哪怕这是世界生产链的最低端。今天不同了，大家都讲转变发展方式，大会小会上都讲。中国试图再通过增量扩张来解决利益冲突和社会矛盾的路已经走到头了，腾挪的空间无多，已经到了必须公正合理地分配财富的时候了。
富士康也是如此。但有些晚了，不仅是转变的痛苦，还有其员工的血，一条血路。（王安）
' />多味药方何以止不住流血的富士康2010-05-26连日来，富士康的“每一跳”都牵动着公众的心，刺痛着关注者的神经，如今又发生了“十一跳”，怎不令人惊愕！
毋庸讳言，转型期带来的社会矛盾加剧，必然导致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和各种冲突以不同的方式呈现出来，甚至是非常过激的方式。而资本的逐利本性决定了与劳动者之间的利益博弈，如果没有劳动者权益的伸张以及政府的约束，必然会导致劳资关系的不对等、不和谐，甚至是强烈的冲突。诸如劳动条件、报酬、劳动时间、收入增长、社会保障等劳动权利的有法不依，利益分化与诉求不畅终将导致劳资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这些共性特质决定了“11连跳”绝非个人问题，而是一个大的公共问题。
人们看到，深圳市各级部门对富士康接连发生的跳楼事件高度重视，强力介入，帮助富士康诊断病因何在，帮助企业解决管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就如何关心和爱护员工、体现人性化管理提出具体意见。固然，这是积极的应对之举。但是，令人不解的是，就在卫生部门派出心理医生驻厂，为员工提供心理咨询服务和援助、工会派员维护企业员工合法权益，为员工排忧解难，做员工知心朋友和“娘家人”，其他职能部门也相继介入之时，何以又发生了伤口上撒盐的“第十一跳”？多味药方何以止不住流血的富士康？
作为资方，面对接连发生的员工自杀事件，理应以高度负责的态度走到台前来，审视与反思管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有的放矢，针对性地采取各种应对举措。然而，仅仅请来高僧做法事，开通心理咨询热线，考虑将工人中的老乡尽可能地安排在一起等等，是远远不够的。对员工自杀解释为“加班记录都在一个正常范围内，我们遵守国际电子行业最高的标准，这些工人加班都有严格的规定，并且在自愿的基础上”、“富士康员工众多，很难管理”等等，也只能是一种推诿责任的托辞。而对于此间媒体报道，“员工在生产线上挨骂”、离职员工倾诉在富士康工作“太累，太孤独”、“跳楼一个厂方赔10万”，以及质疑严苛管理、缺乏尊重和个体关怀的工作环境等等实质性问题，资方根本就没有作出正面回应。
更值得关注的是，富士康在这一事件的危机公关中所表现的慢条斯理，不仅未能消除种种质疑，避免事件的再度升级，反而令其更加扑朔迷离。日前，富士康总裁郭台铭打破沉默，称“富士康绝对不是血汗工厂”，外界不了解真相，“现在很多事都不能说，我们都默默在做”。那么，富士康究竟在“默默”做了些什么？“现在不能说”的“很多事”到底指什么？难道要等到N跳之后再公之于众？富士康对职工生命漠视的极限到底是多少？！
果断务实应对接连发生的企业员工跳楼事件，需各方脚踏实地。从政府角度考量，不能停留于各部门进驻企业，不能流于形式做应付舆论的表面文章，应在法定职责范围内，通过对个案的剖析，认真排查共性问题，依法拿出对策。卫生、工会、团组织和妇联等应在深入了解每一位员工现实境况的基础上，针对有困难和心理障碍的员工进行关怀帮助和干预治疗，消除各种可能导致恶性事件的传导性不良情绪。从长计议，政府还要持续关注社会弱势群体和企业员工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上的需求，实实在在地提升他们在城市里的幸福感，将人性化制度、体面劳动与尊严公平融入社会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将其视为重要政绩严格考核。
对企业而言，当下富士康要积极主动协助政府部门查清事件真相，投入人力物力与财力，开展应急性、针对性的心理疏导，紧急应对可能再次发生的恶性事件。在此前提下，企业要转变经营理念，改变“眼睛朝上不朝下、见物不见人”的毛病，真正将员工的满意度、幸福感作为重要指标，最终才能通过“劳资两利”来化解纠结，促进劳资和谐。
' />警惕自杀的恶性化趋势2010-05-24如果自杀本身尚可归结为个人行为，那么自杀率及其变化从来就是一种社会现象，表征着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的性质和紧张程度。事实上，近几十年里，中国自杀率的明显上升已引起国内外专家的关注，尤其是中国若干重要指标与世界范围普遍指标的偏离，如女性自杀率高于男性、农村自杀率高于城市等，更引起持续的关注和深入的探讨。
在社会病理学的意义上，一个巨变中的社会的自杀率上升，基本上属于正常现象。个人因为适应不了生活变化而发生自毁，既反映了个体自身耐受力的有限，也反映了个体与社会整体的关系过度紧张，这在不同国家的相似发展阶段中也曾出现过。然而，相对于社会转型过程中属于“正常”的自杀率上升，现在全国范围内出现的自杀性质的恶性化趋势却是明显不正常，必须加以严重关切的。
检视近年来发生的各种自杀事例，我们很容易发现四种各具特征的类型，顺序排列，可以找到自杀性质变化的明显轨迹。
第一种类型以当前颇具神秘感的深圳富士康员工连续自杀为典型。自杀者无论出于个人身体疲惫、心理焦虑，还是简单模仿，甚至企业请高僧做法事所意喻的神秘因素“作祟”，自杀行为的结果都只指向其个人。如果不强调任何自杀行为本身就是对人类集体生活的“排斥”，内在地具有“决绝于社会”的倾向，那么，这类自杀具有单纯“自毁”的性质，自杀者以此摆脱个人困境，而不一定要向外部世界提出多大的抗争。这类自杀表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虽然存在一定的紧张，但程度相对有限。
第二种类型以近年来频频发生的自焚事件为典型。为了抵抗强制的动拆迁，一些市民或村民不惜以自焚这种极其痛苦的自毁形式为代价，维护自己的物权。但正因为其极度痛苦，人们在深切感受到当事人内心绝望的同时，也感受到他们明确表达的意图。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角度，可以从这类自杀中分离出某种明显的抗争性要素，套用人类学的“死给”概念，就是以“死给你看”的方式，表达个人的抗争意愿。尽管这种自杀没有直接损及对立方或社会，但确实反映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的紧张程度已相当突出。
第三种类型是个人为了报复有私人过节的他人而采取的殃及相关人的行为，如近年来各地发生的一系列“灭门”惨案。尽管行为人不一定在第一时间自我了断，但他们不可能不知道如此行为的严重法律后果，因此其强烈的“鱼死网破”、“同归于尽”的意图表露无遗。按照法国古典社会学家涂尔干在《自杀论》中提出的关于自杀的经典定义，即自杀指“任何一桩直接或间接导源于受害者自身主动或被动的行为，且受害者知道这一行为的后果的事件”，这类凶杀也可以归入自杀范畴。只是凶杀者首先意不在自我毁灭，而在于对他人造成的最大的直接伤害，同时也在公众心理和公共秩序等层面上对社会造成间接的损害。虽然这种伤害具有直接的个人指向性，其对个人恩怨的纠结超过了对社会的报复，但因为直接冲撞人类的道德和法律，所以同样反映了个人与社会关系方面存在的严重紧张。
第四种类型就是校园凶杀案，凶手基本上是向着完全无辜、根本不相识的弱小者大开杀戒，其意完全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借尽可能多地滥杀幼小来宣泄内心的不满，通过生产轰动效应来向有关方面制造压力。这种具体指向不明的“鱼死网破”是四种自杀类型中最为危险和最为恶劣的，其肆意突破所有文明底线的疯狂代表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的极端紧张。
短短几年里，这四种自杀类型渐次出现，个人自杀行为对社会生活的恶性程度存在不断升级的趋势，这至少透露了两个值得警惕的信息。
首先，在中国当前的社会生活中，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在整体上陷入日趋严重的紧张状态，原本应该作为个人的支持系统存在的社会，应在个人遇到困难时作为求助对象的社会，现在越来越成为让个人觉得疏离、失望、绝望、愤恨乃至报复的对象，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发生“断裂”。而“断裂”越严重，自杀的频率越高，自杀的恶性程度也越高。
其次，四种恶性程度递增的自杀类型渐次突显还意味着，随着个人与社会关系紧张的压力不断增加，具有不同心理能量和极端行为能力的个体相继发生“断裂式”反应。相对能量低一些、能力差一些的个体首当其冲，先走上自毁的道路；随着压力不断加大，更有心理能量和极端行为能力的个体也开始与社会“断裂”，随着断裂个体的这种能级的提高，其自毁行为所产生的社会效应也跟着增强和扩大。所以，从单纯、被动的富士康员工自杀，到为抗击强拆而自焚，到为泄私愤而灭门，再到完全以报复社会为目的的校园杀幼，自杀恶性程度增加的背后，正是与社会断裂者的心理能级的提高。如果不能及时控制个人与社会关系的紧张程度，压力之下发生“断裂”的个体将更多，这些个体的能级也将更高，而他们的自毁行为不管采取什么具体形式，所产生的社会效应也将更严重。
如果这样的分析和预判能够成立或者至少有些许道理，而我们又确实不希望越来越严重的“断裂”效应发生，那就必须解决当前个人与社会关系过于刚性而易于断裂的现状。其实，无论是规则缺乏条件下的“赢家通吃”导致社会上仇富心态盛行，因表达渠道、利益诉求渠道不畅造成弱势者只能采取群访、闹访等做法维权，还是官员面对民众集体下跪却视如无睹，或者面对市民以极端方式维权仍以强硬姿态应对，都是当前个人与社会关系过于刚性的指示器。它们共同指向的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原本用于协调人与人、群体与群体、阶层与阶层的关系的体制和机制出现失灵乃至缺失。任何一个社会如果完全凭个人、群体或阶层自发地相处，包括彼此博弈和冲突，必然带来弱肉强食的丛林原则的盛行，同时也必然带来鱼死网破的游戏方式的流行。其实，这两种状态正是同一枚硬币的不可分离的两面。
所以，孤立地看待个人的自杀，孤立地看待某种特定的自杀类型，是无法找到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无法提出因应之道，也无法遏止自杀恶性化趋势的。如果我们不愿意带着不祥之感等待下一个更显恶性的自杀类型的出现，就必须高度警惕自杀行为恶性化的趋势，并且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通过健全和完善相关的体制和机制，重建个人与社会的良好关系。
' />我们是否忽视了“十连跳”的内因？2010-05-24毋庸讳言，资本的逐利本性决定了其和劳动者之间的利益博弈，如果没有劳动者权益的伸张以及政府的约束必然会导致劳资关系的不对等、不和谐，甚至是强烈的冲突。诸如劳动者条件、报酬、劳动时间、收入增长、社会保障等劳动权利的有法不依，利益分化与诉求不畅必然会导致劳资之间矛盾日益加剧。自媒体连续曝光以来，富士康已进行了诸如设立关爱室甚至请高僧做法事等补救尝试。
媒体援引一位富士康员工的话说：“如果用工方式、管理方式不变，富士康还会发生‘连跳’”。这就无异于说，富士康管理模式至少也存在一定问题。
为什么一个薪资不低，又免费提供食宿的公司，员工会大量流失，每月多达2万人呢？员工自身原因，是否也应引起关注？恰在这一点上，媒体欠缺分析。以第十跳的员工南刚为例，他是富士康的一名物流人员，工资每月一到两千。事发前一天，他曾告诉同事手机被抢，因而心情低落。加之欠人赌债、被人勒索、恋爱失意、亲人离家，这会不会是自杀的原因呢？理性地说，自杀是行为人的一个自主选择，由此带给亲人的伤害和痛苦，理应受到应有关注。只可惜这方面的关注，常淹没在同情和善后的处理之中。正是这种淹没，成为“N连跳”的推力之一。
我无意为客观环境开脱，谁该负什么责任，公道自在人心。但不能把“温度”当成鸡仔孵化的内因，内因还是鸡蛋。内因永远是根本，外因只是条件。故此，不能放过自杀的“真凶”，不在“真凶”上解决问题，只在外因上采取措施，并不能走出自杀泥淖。比如“新生代”外来工，由于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生活磨难又相对较少，因而梦想与现实的落差，更容易使他们“忍无可忍”。又加之缺少处世的经验和生存的技巧，很容易走向极端。所以，除了从制度层面创造条件，促使他们尊严地生活以外，还要提高他们生存的能力，包括抗打击的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而对他们的脆弱，实在不值得过度怜悯——过度怜悯，只会产生误导的作用。
' />富士康模式：被忽略发展权的工人必然不自由2010-05-21发言人刘坤之问恰恰是富士康这个问题的纠结所在。既然富士康工资支付及时、职工社会福利较为完善，为何又接连发生如此密集的自杀事件？
富士康的坠楼悲剧能否和“血汗工厂”的“盛名”直接挂钩，能否作为一代农民工的“苦闷”象征？与其争论不休，不如换一个思路：不拖欠工资、基本完善的社保以及劳工保护措施，是否就是工人的全部权利？
以人权理论观照富士康的企业管理，俯身于生产线上的产业工人，需要的不仅仅是基本覆盖的社保和劳保，那是属于生存权的范畴。社会更应关注的，是一代产业工人的发展权问题。这或许是完善社保之下富士康坠楼悲剧频发的原因。
记者采访了富士康的一名普通职工，对方告知：“富士康讲的是‘速度’和‘效率’，在生产线上，员工不能随意说话、不能接听手机、无人顶替不能离岗，而且不少基层管理人员态度恶劣，对普通工人很不客气。一个人如果心理受到创伤、工作上又有压力，就已经到了崩溃边缘，再被主管骂，很容易想不开。”一个管理严苛、作业时间长、技术含量低、机械性重复高强度的工作流水线上的工人，即便有完善的保护和社保，也很容易被异化为机器的一部分。当人成为机器，而又心怀作为人的发展的苦闷时，内心的冲突又会发展到怎样的极端？
富士康模式，在代加工盛行的珠三角、长三角一带十分普遍。以富士康所在的深圳市为例，深圳市总人口1000多万，而户籍人口只有200万。就是说，其中绝大多数的人口都是外来的务工者。大量的农民工潮水一样涌入这座城市，所寻不过是生存和就业的权利。这是富士康尽管发生“九连跳”仍旧招工火热的后备军。对于此阶段的中国，更大的悲剧在于，尽管“九连跳”、尽管军事化管理，务工者仍旧前赴后继——在务工者为了生存二字辗转城乡之间的时候，去谈作为产业工人的利益表达权、企业民主权益参与权、带薪休假权、社会的法制保障机制以及本应给与的社会救助机制……这些作为人权的发展权问题，是否显得奢侈？要知道，在某些企业，工人的权益问题甚至还停留在及时支付工资的起点上。
而如果不去关注及时支付工资背后的工人发展权问题，富士康模式仍旧是一面光鲜的镜子。而富士康模式下的工人，不过是流水线上一个不自由的机器这个实质，是用无论怎样覆盖完善的社保都难以掩饰的。不解决这个问题，即便脱身富士康，一个产业工人也仍将面临不自由的困境。
' />私企围墙一围,就可以为所欲为?2010-05-21“九连跳”,把富士康推到了舆论漩涡,人们也把目光聚集在了事发地深圳。但是,不应忽视的是,除了深圳这个大本营之外,富士康就像一个追逐廉价劳动力迁徙的候鸟,目前其生产基地已经遍布全国各大区,员工总数与深圳基地相当,多达三四十万人。
本报记者经过深入调查,揭开了廊坊富士康今年以来发生的两起非正常死亡事件。迄今为止,这两起事件未见任何媒体报道,也未被计入富士康统计的“自杀率”中。
我们无法推测,在廊坊富士康、在其他的生产基地,还有没有这样未被公开的案例。我们只是知道,富士康在这些工厂沿用的都是同一套经营管理方式,而且这些地方工资待遇只会更低、用工环境更不规范。招收了还不满16岁的女工,就是证明。但我们还没有看到类似问题被揭出。
我们当然不希望这一切发生,也不愿意总是盯着一个富士康不放,但职责告诉我们,必须把看到的真相告诉公众。没有一个生命,应该就这样被了无痕迹地抹去。触摸那些年轻生命曾经活着的证据,面对他们悲痛无力的亲人,我们无法选择沉默。
笔者注意到,在富士康自杀事件接连被曝光以后,人们在拷问富士康的管理制度、企业文化,呼吁改革用工方式,提高劳动者待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关注新一代打工者的权益和精神需求。这都是深刻而理性的反思。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另一种声音:不应把责任都归咎于一个企业,这是社会的问题,富士康的自杀率还远低于社会平均水平。
这的确是一类企业的问题,也是对一类企业管理存在空白点的问题。
在问题被集中暴露之前,富士康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神秘的赚钱王国,是打工者向往的“好厂”。其独特的内部管理模式、企业文化,外界只有零星的传闻。员工数万甚至数十万的富士康工厂,就像一个小型的“独立王国”。人多的地方,自然形成一个社会,但在富士康内部,这是一个功能极度残缺的社会。企业安排员工的工作,通过自设的保安部门管理他们的日常生活。在厂区内,企业的法则,代替了政府的管理职能,也取代了社会的服务功能。
富士康员工,被有意无意地分割成一个个分散的个体,缺乏组织,也缺乏关爱,员工之间也轻贱地互称“屌毛”。据知情员工介绍,在深圳富士康,为员工维权的工会,只有区区几个人,工会主席还是富士康老总的助理,很难指望他们能代表工人权益。而管理厂区日常生活的保安,一直以严苛著称。据富士康员工说,保安打骂、罚站等都是家常便饭,甚至还私设公堂、限制员工自由,某些行径与黑社会无异,却不受外界监督和制约。近日,网上流传一段北京富士康保安围殴员工的视频,证明富士康保安的霸道并非只是猜测。
媒体并非只盯住一个企业。最近还有山木培训集团原总裁宋山木对女员工的不光彩行为。不论对宋山木是否最终定罪,可以肯定的是,作为一家教育培训机构的负责人,与女员工发生了不道德的行为。从有关报道可以看出,关上培训集团的大门,宋山木似乎就成了“国王”,还有举报称其对当事女员工“威逼利诱”。如果没有女大学生罗云的举报,在我们的印象中,宋山木至今还是那个频频在街头广告和央视春节晚会上露面,笑嘻嘻的胡子大叔；他在自己企业王国中的另一面,还是会被那堵隐形的围墙掩盖得严严实实。
从富士康到山木集团,私企高耸的管理围墙内究竟都发生了什么?企业规模再大、制度再森严,毕竟只是一个社会公民,不是“独立王国”,总要接受法律的约束、服从政府职能部门的管理。然而,在围墙之内,我们看不到企业工会为保障员工基本权益奋力；在围墙之外,我们听不到地方劳动保障部门、监察部门、工会组织主动发声。
解剖富士康、山木集团这些典型,恰恰可以为解决所谓社会问题寻找一个出口。当富士康的问题逐一暴露,人们自然会追问,那些负有管理之责的机构和部门,扮演了什么角色?为什么放任企业成为围墙内的“独立王国”,而轻易放弃了监管和服务之责。
' />中国工会组织有七大问题待整顿2010-05-20富士康的员工出现了“九连跳”的悲剧。从目前已经披露的信息来看，该企业的工会组织，在与员工的沟通交流方面，显然并未尽到自己的职责。在绝大多数企业，工会的运行都存在严重弊端，需要尽快改革。
在中国工会运动过程中，不止一次进行组织整顿。这种整顿，无非是纠正组织上的左倾关门主义和组织上的右倾扩张主义。这里提出的当今工会组织的整顿，与以往的整顿并不雷同，但也不是没有相似处。从现在存在的各种现实弊端来看，工会组织有七大问题需要整顿。
一是不少工会领导干部“面目全非”，既是党政领导干部，又是工会领导干部。就像川剧变脸，时而这个形象，时而那个形象。在议及职工利益之事时，他们的屁股坐在政府部门一边，还是坐在工会和职工一边？在和职工利益发生矛盾时，不少人是维护前者。工会领导尚且如此，工会组织的身份模糊，其地位和作用又从何谈起？
二是职工特别是工会会员和企业对工会组织的认同度大为降低。突出表现在组织观念淡薄，其原因之一，是会费不由本人按月交纳，而是会员所在单位按月发工资时直接从工资中扣下。这还算好的，有的单位干脆不收会费，尤其是在部分党政机关。至于企业行政向本级工会组织拨付工资总额2%的工会经费一事，由安徽省工会首创，风行全国，一律改由国家税务部门直接从交纳会费的企业银行账上划拨。长此以往，职工特别是会员和企业对工会组织的存在和身份产生冷淡感，在一定程度上取消了工会。
三是工会作用大为削弱。当然部分地方工会和企业工会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甚至出过很感人的事迹，但从总体上来说，工会组织降为党政的附属，成为党组织的一个工作部门或行政的一个服务部门。诸如义务劳动、慰问病号、布置会场，就是这些工作，在一些单位也是行政为主，工会只是配合而已。虽然有些地方工会和地方行政开过一些对话会，但内容和范围事先要经过对方同意，并没有工会自己的意志体现，往往多官话套话甚至假话，劳民伤财。这样下去，工会形同摆设，显示不出作用。无用当然无位，即使有位也无用。
四是线长面广空排场。“哪里有职工，就在哪里建工会”的口号是对的。全国工会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耗费了大量的时间、人力与财力。口号是一回事，落到实处又是一回事，中间环节有许多政策需要设计。从表面上看，经过一两年的努力，包括非公有制企业，所有工厂街道甚至社区都建立了工会。然而这些单位工会组织是有庙有和尚，但和尚既不敲木鱼也不念经。为什么？他们不是真和尚，是行政领导兼工会领导，屁股很难坐在工会板凳上。这些单位，好的挂个牌子，差的连个牌子都没有。有的人甚至都不知道自己是工会主席，更不知道工会是怎么回事。工会主席尚且如此，下面的人就可想而知了。
五是部分工会领导机关官僚主义严重，作风轻浮。很多人靠会议指挥工作，靠文件发号施令。往年，工会主要领导会带头沉下基层大兴调研之风，每年至少为地方党政机关提供指导全局的决策意见两三份，现在已不多见。有些重量级工会领导动不动住高档宾馆，美味佳肴，一晚吃住相当于普通打工者一个月工资。他们名曰调研、慰问、走访，但不能接触地方一般工会干部，更不要说是接触一般职工了。纵然和职工有些接触，那也多是事先安排，蜻蜓点水。更有甚者，地方工会干部与企业困难职工找到上级工会，负责人居然还有避而不见的。如此下去，工会组织如何做到与职工心连心，人们又怎么会认可工会组织？
六是工会组织关系流失多。在市场经济大潮下，职工流动必然带来工会组织关系流动。由于工会组织没有给职工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因此职工流并没有捆着工会组织的关系流。虽然，全总近年来再三强调工会要做好组织关系转移，但有多少人做到，恐怕全总组织部也说不清楚。很多人的工会组织关系，早已经随着工作地点和公司的变动，名存实亡了。
七是非公有制企业工会组织大多是李鬼。真李逵也有，但实在少得可怜。这些工会组织负责人，大多是资方成员或其亲信，并非员工真正自由选举出来的。能代表员工意志和利益的更是微乎其微。至于中外合资企业，外资是来自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方，而国内的非公有制企业的资方是来自社会主义国家，但有的中外合资企业的工会组织的地位和作用，倒比非公有制企业的工会组织还强一些。这很耐人寻味：为什么？
' />新一代工人艰难的再次社会化2010-05-192008年11月，在珠三角一家具厂打工的湖南浏阳籍青年罗炼留下一张字条，上面引用庄子的话：“终生役役而不见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所向，讳穷不免，求通不得，无以树业，无以养亲，不亦悲乎！人谓之不死，奚益！”从此消失，至今不见踪影。他的表兄、著名的媒体人石扉客和我谈起这一悲剧，我们都认同：对许多出身草根的青年来说，“越有梦越痛苦”是残酷的现实。
其实，这一社会问题的出现并非始于今日，只是，近日富士康的“九连跳”使新一代工人再次被社会关注。
对“九连跳”悲剧中的几位年轻主人公，更多议者关注的是这代工人已不如他们父辈那样吃苦耐劳，他们的父辈当年从田地里走出来，洗净脚上的泥土，就进入各个工厂，忍受着加班时间超长、工资极低、家庭负担重等压力，坚强地活下来。按《南方周末》最新报道，富士康员工的工作环境和薪金待遇要高于父辈。
这种结论，当然是符合事实的，但其内在的原因何在？且不说这代人的父辈外出打工时，中国农民捆绑在土地上的时间太漫长了，处于普遍贫困之中的时间也太漫长了，所谓“渴者易为饮，饥者易为食”，乃人之常情。而且，我们还要将这一现象放在中国社会大转型的视野下观察，这一代出生在小城镇或农村的青年工人，他们是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进城群体，他们也面临着中国历史上最为艰巨的再次社会化。
何谓“再次社会化”，通俗地说，就是一个人在新的环境中重新找到社会定位，开始正常的社会人生活。传统中国社会是农耕社会，亦即熟人社会，一个人从出生起，就在父母那一辈的血亲、姻亲、友情网络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他是谁谁的儿女、孙女、邻居、发小……多数人的一生就是在这种社会关系中延续自己的生命，扩充或完善这种社会关系，尽管可能过得清苦，但却不恐慌，因为这样的生活轨迹是熟悉的。其中比例很小的一部分人，可称为精英，他们会背井离乡，以读书、当兵、做买卖的方式离开熟悉的社群，进入城镇，他们必须在一个陌生的地区“再次社会化”，但由于人数不多，再加上这部分人所占据的社会优势地位，他们的再次社会化，有阵痛但不剧烈。比如二三十年前大学毕业生分配进机关单位、大企业，或者农村出身的军官转业进城，单位化的管理制度会使他们比较容易地在社会中重新定位，感受到一种温暖。笔者当年大学毕业进入国有大企业，那时“单位办社会”虽有很多弊端，但“大而全”、“小而全”的“小社会”，对一个外来者迅速融于新的环境，完成再次社会化很有好处。很短的时间内，就有了自己的新朋友，而年长的工人师傅对新来者的关心也是无微不至。可以说：在这样单位化的体制下，农耕社会的人情氛围没有丧失。
而进入富士康这类企业的新一代工人，他们已经离开了生养他们的那个环境，原来熟悉的故乡不可能为他们提供一点心灵庇护，而新的环境中，一个宿舍的工友同居一年互相不知道姓名，这样的人情荒漠里，人所承受的孤独，是难以名状的。
这一代人要在中国城市化进程加速中顺利地找到社会定位，完成从村落、宗族为单元的社会结构，到都市居民社区为主要单元的社会化转变，需要一系列的制度配套和文化建设，阵痛是难免的，但愿这种痛尽可能更小更短。光靠富士康这类大型企业自身的努力还远远不够，政府、社会组织有更大的责任。（十年砍柴 知名网评人）
' />富士康“九连跳”背后：自杀与自贱2010-05-18
富士康生产流水线上的工人们
据《南方周末》报道，深圳富士康公司员工之间，有一个颇为不雅的相互称谓——屌毛。既然这个词已经成为几十万人之间流行的语汇，我们也就不必故作高雅地假装无颜面对。况且在那个特定的语境下，这个称谓实为一种独特的身份认同，甚至没有另外的词汇可以替代。以一种自轻自贱的方式向他们所不甘的命运做一个鬼脸，大约已经是他们可以拥有的最后的幽默。
截止到15日，“九连跳”的惊人纪录，再次把富士康置于舆论关注的漩涡。连续九起跳楼事件，实在已经超出常理可以解释的极限。从电视新闻上看，公司高层以一种颇为无奈的神情，申诉着他们已经采取的各项“人性化”措施。但面对颇显诡异的现实，无论说者抑或听者，都已经不太相信这些措施真的可以起到作用。延请高僧诵经做法，大概成了来自台湾的公司高层最容易想出的没有办法的办法。
就目前可以获得的信息分析，作为世界最大的代工工厂和试图在大陆谋求更大发展的公司，富士康在同类公司中绝非声名不佳的“血汗工厂”；连续发生多起自杀事件之后，当地劳动保护部门对富士康的调查，也没有发现明显违反《劳动法》的现象；即使《南方周末》记者以“普工”的身份打入富士康内部卧底，其实也没有发现多么惊人的黑幕。而越是没有显性的成因，对自杀事件的制止，便越是难以做到有的放矢，这也恰是富士康内部高层和外部公众都对目前的措施不抱信心的原因。
但是，在富士康员工以“屌毛”互称的自我定位与连续多起的自杀事件之间，其实还是有着某种隐秘的关联。即使如心理学家所说，自杀事件在群体中具有传染和“拷贝”的现象，但以常理判断，自杀事件的示范作用，只可能作用于那些早已把自杀作为“选项”的人群，起到“帮”他们做出抉择的催化作用。而对于富士康员工那样一群不惜自贱到极致的人来说，生死之间的抉择，可能比别人想象的更容易转换。
?
至于这些正值青春时光的青年，何以以如此不堪的称谓自贱，其成因固然复杂，却一定与富士康公司看似人性的管理模式，有着密切的关系。
归纳媒体对富士康管理细节的披露，在并不太“血汗”的表面之下，却是把现代化大生产方式推到极致的管理模式。在时间管理精确到秒、产品不合格率控制到零、人工成本压缩到极限的管理理念之下，把工人变成一架庞大生产机器中的一个“智能部件”，并时刻保证其与庞大的机器同步高效运转，成为这一生产模式取得成功的最关键的前提。对于一个“智能部件”而言，在保证其吃饱、穿暖、洗干净的情况下（这便是富士康已经具备，某些工厂还需努力的“人性”条件），使其失去或放弃作为“人”的自主权，就显得格外重要以至于成为必需。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每个富士康工人都要与公司签订“自愿加班切结书”，从此你的加班时间便不再受法律约束，也不再受你的自主安排；反之如果不签订“切结书”，则你便彻底失去加班的权利，只能得到基本工资以至于难以生存。在这种看似自愿的选择背后，却是最无情的提醒和警告：放弃权利，或者放弃生存，请“自愿”选择。在如此冷酷的提示之下，作为“人”的挫败与失落，足以把一个涉世未深的青年，按进自贱的泥淖。
在对“二代农民工”与其父辈的分析中，其父辈的肯干、能忍，与这一代的脆弱之间，常被拉到一起对比。但更为关键的因素，却在于对其父辈而言，城市只是其打工挣钱的所在，在城市拒绝他们的同时，他们也自外于城市。他们的人生场景和价值，仍然在乡村中展开和体现。即使他们无法在工厂里得到作为人的尊严，只要能带着打工得来的“血汗钱”回到乡村，他们的人生将重新在妻儿老小的欣喜、乡亲邻里的艳羡中，焕发出光彩和价值。
但对于这一代几乎与农村失去任何联系的“农民工”而言，当他们试图全情拥抱着城市的时候，城市却和拒绝他们的父辈一样地拒绝着他们。由几十万面貌各异却命运相似的他们组成的富士康公司，几乎成为他们能够栖身的唯一所在。当他们在这里无法获得人的尊严和价值，他们在这里获得的经济报酬，又绝不足以让他们在城市之中获得渴望的自由和尊严时，也就意味着他们的人生，彻底陷入了无望之中。
在这个悖谬而无情的场景中，郭台铭似乎没错，富士康似乎也没错。当乔布斯在拉斯韦加斯发布着苹果公司一个又一个奇迹的时候，郭台铭必须把他的几十万工人训练成苹果产品生产线上的“智能部件”，才能保证在这个庞大的产业链上获得最微薄的利润。在这个被世界一体化分工所规定的场景中，富士康和它的几十万工人，都没有太多的选择。
“九连跳”之后，但愿富士康不要再出现第十个不幸的孩子。但无论如何，这个看似井井有条的王国，和它所从属的那个“平的”世界，却从此而露出致命的破绽。
' />再论富士康现象：工厂是工厂，社会是社会2010-05-18在珠三角工业地区的景象是十分怪异的。这里有大量工厂聚居区，其现代工商业高度集中，财富与人口也相当集中。但这些聚居区却不是城市，因为这里根本没有城市生活，几十万人口处于工厂化生存状态。
前些年讨论国有企业改革问题时，人们经常提到“企业办社会”这个现象。该现象形成于上世纪50年代，国有企业，尤其是大中型国有企业作为“单位”，在企业内部解决了员工生老病死全部问题。于是，员工完全变成企业的人。所谓企业办社会的结果是企业替代社会，社会企业化，员工因此丧失了选择的自由和人格上的独立性。作为补偿，国有企业员工可以获得政府承诺的终身福利保障。因而在单位中，员工们似乎还可以感受到小型共同体的脉脉温情。也正因为这一点，很多老工人现在还会怀念“单位”时代的生活。
令人惊异的是，上世纪90年代兴起的富士康之类的外资、合资企业，却部分地复制了企业办社会、企业取代社会的组织形态：员工被安排居住在工厂建设的集体宿舍中，并在集体食堂中吃饭。他们足不出企业就可以解决生活问题，享受到种种便利。他们成为企业的人。
但区别是重大的：现在，企业以追逐利润为唯一目标，其盈利的法宝是压缩成本，尤其是人力成本。国有企业的工作节奏不可能紧张，员工之间是可以发展出密切的友谊。而在这些现代企业内部，紧张工作却使同宿舍的年轻人形同陌路。员工全部是年轻人，在本地没有任何牵挂，因而流动性也很高。总之，种种因素导致富士康这样的企业共同体内部再也没有脉脉温情，代之以绝对的冷漠与疏离。
外资企业为什么会复制国有企业的生态？可从两个方面解释。企业方面可能认为，切断员工的社会联系，将其封闭在厂区内，可以最高效率地榨取其血汗。比如，这些员工需要长时间地加班，每天的工作时间在十来个小时，居住在工厂比较便利。
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对这种工厂聚居形态也持欢迎态度。这些年轻人是所谓“外来人口”，当地政府不把他们当作具有完整政治、法律权利的国民看待，这些年轻人不过是打工仔、打工妹而已。对当地政府来说，唯一有价值的就是他们可以奉献给工厂的血汗，作为完整的人则根本就是一个麻烦。他们如果生活在社会中，将会消耗本地公共品和公共管理资源；他们如果落根、生活，就会降低本地人口的福利；很多地方政府官员甚至相信，这些外来人口都是潜在的犯罪分子。
基于上述种种考虑，企业与地方政府达成了一个默契，地方政府实施的种种歧视性法规、政策，迫使年轻的外来人口依附于工厂。这些外来的年轻人永远都是过客，政府长期实施这种政策的结果是，年轻人甚至根本不敢幻想自己不光是个打工仔、打工妹，而是一个完整的人，公民。
这种政策只会导致一个结果：在所有这类工业与外来人口聚集区，只有工厂，而没有城市；只有经济，而没有社会。一个相对完整、健全的社会，只能发育和存在于工厂之外。只有当年轻人们摆脱流水线的控制，有自己的私人时间，有自己的私人空间，从而有沟通、交流的机会，才有可能出现年轻人自己的社会，进而他们也才有可能与当地人融合，而形成一个新兴的大社会。如果存在这样的社会，年轻人即便工作压力较大，也可以找到疏解之方。地方政府把他们禁锢在厂区内，则围绕着他们的社会发育的可能性就微乎其微了，他们只能碎片化地生存。
欲改变目前珠三角工业集中地区“社会”匮乏的现象，就必须逐渐消解现有的员工集中居住于厂区的形态，让年轻人作为一个社会人，按照自己的意愿居住在工厂之外，然后再以一个人的身份到工厂去上班。工作只是他的生命的一部分，除此之外他还拥有更为有趣的社会、文化生活。
这样的变革对企业、对地方政府同样提出要求：企业应提高员工工资，以使他们可以正常生活。地方政府应把打工仔、打工妹们当成享有政治、法律权利的国民，让他们能够堂堂正正地进入社会。从长远来说，这也合乎地方政府和当地人的利益：年轻人社会逐渐形成的过程也就是城市生长的过程，这些员工变成市民的过程也就是这些地方完成城市化的过程。基于完整的人的幸福而展开的城市化，才是珠三角摆脱目前困境的唯一出路。
' />“想看看窗外的风景”何以成为奢望2010-05-18这些天来，富士康员工跳楼事件一起接一起，把富士康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面对企业文化的冷漠、对员工精神生活漠视的指责，富士康正采取措施改善员工管理与沟通机制，如建立热线通报、心理辅导机制、设立“总经理开放日”、增加文体资源投入、加强信息沟通与分享等，甚至还请来了高僧作法，以避免悲剧再度发生。人们的指责不是没有道理，富士康也正在进行着努力，相信也会最大程度避免类似事件的发生。
富士康“九连跳”看似许多偶然因素的叠加，但这更像是一种必然——— 工业时代人们难以摆脱的被物化的必然。在这个时代，无数人都成为巨大流水线上的一个螺丝钉、一个齿轮。正如卓别林的《摩登时代》所表现的那样，人们被不断加快的作业线弄得惊慌失措。我们只能被动地跟随机器运转，我们的行为都围绕着能不能创造物质财富，而被认定为是否有价值。那些幻想、深思、信仰、情感类的个人性的东西则被视作无用，在这样的情形下，卢新临死前所说“想看看窗外的风景”，就成为一种奢望，更像一个隐喻。
当我们回过头来看看卢新之死，就会发现许多人都像他一样深陷在时代的困境中。卢新是富士康的工程师，他的主要职责是控制产品的不良率，一旦不良率超标，整个部门都要受到牵连处罚，因此经常为产品能否合格而提心吊胆。而以严格的管理程序来减少差错、控制产品的质量，使每一位员工都有高度的压力感，富士康的这种管理方式，何尝不是许多企业正在追求与即将追求的？如果说富士康的这种管理方式有错，那么，我想没有几个企业能辞其咎。
富士康的自我辩解，也不是没有道理。富士康40多万人，自杀概率是十万分之二三左右，“与全国的自杀率来比的话，应该还是低”。因为富士康是个知名度高的大企业，这样的问题被放大而进入公众视野，也就不足为奇。相对于更多管理不完善的企业而言，富士康仍然是许多务工人员的首选。如果说工作压力是对员工的最大“杀伤力”，那么还有不少人还在翘首以待“被杀伤”。现在，到富士康应聘者仍然络绎不绝。这至少说明富士康在对待员工上，至少不是最差的，不然就不会有这么多的人往门里挤了。
不可否认，在工业化与技术时代，正是众多像富士康这样的企业，才给我们带来生活便捷和物质丰沛，但也不可否认，工业社会的弊端也是明显的，其内在缺陷也是不可克服的，过于物化的管理方式，对物质过分的追逐，使得世道浇漓，人心不古，导致人的精神世界萎缩与退化。正如富士康“第九跳”发生后有员工所感叹的那样：“像钟摆一样雷打不动，在苦熬中消耗青春。”精神空虚、孤独感、绝望感以及对生活的冷漠、焦虑不安等成为许多人挥之不去的阴影。
而工业化时代又是不可避免的，也是社会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那么如何能够让人们在工业化时代，有雅兴去关注“窗外的风景”，这也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问题。今天我们周围发生的许多蹊跷的事件，很多并不是因为我们的物质匮乏所致，恰恰是无法欣赏“窗外的风景”和心灵的萎缩所造成的。近些年来，我们所提出的以人为本，许多有识之士呼吁“重建人文精神”，正是对此提出诊疗。而这些仅仅依靠企业远远不够，只有政府、社会共同努力，才能让看“窗外的风景”不再成为一种奢望。
' />
您所在的位置：
发给朋友
收藏
打印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