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福建日报》的情结，应该追溯到我的父辈。福州解放初期，南下回到福建的父亲由组织上委派到《福建日报》担任报社编委兼地方版主编。

那时，刚刚从国民党反动统治下解放的福建大地，满目疮痍、百废待举。作为中共福建省委和省人民政府机关发布方针政策的“喉舌”和联系人民群众的纽带，《福建日报》在当时发挥的重要作用不言而喻。虽然在报社工作的时间仅短短几年，父亲与同为新中国第一代新闻工作者的叔叔伯伯们，凭借着坚定的信念和不惧困难的精神，为新生革命政权的巩固，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为人民群众过上幸福美满的好日子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幼年的我，就是从父亲的书桌上，从家中往来的客人与父母的交谈中，认识了《福建日报》。

上个世纪60年代，我小学就读的福州市实验小学与当时的《福建日报》社正好处在同一条街上。站在校门口西望，便可看见马路斜对面不远的报社大门，而报社员工宿舍与我所在班级的教学楼仅一墙之隔。因此，在我的班级乃至整个学校，众多《福建日报》社的员工子女就成了我的同学、学长和学弟学妹。此时，对《福建日报》又多了一份亲近。许是生物基因的传承，许是家庭氛围的熏陶，从学会认字，我就对文学读物的阅读和写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那时，学校为学生们开设了不同的课余兴趣小组，我自然而然地参加了其中的“阅读与写作小组”。每周一至两次的兴趣小组活动是我在少年时期最喜爱的活动之一。那时，学校常请校外的知名文化人给我们上课。他们当中不乏多年从事文字工作、造诣精深的作家和学者，讲的课也很精彩。但我最喜欢听的则是几位来自《福建日报》的著名编辑和高级记者讲的课。在课堂上，新闻工作者们以其丰富的人生阅历和工作经历，将他们在采访和办报过程中的各种见闻、趣事，蕴涵着深刻的人生哲理及新闻写作知识，深入浅出、妙趣横生、侃侃而谈，引得同学们时而专注、时而捧腹。那来自广袤的语言世界的精灵就象“润物细无声”的绵绵春雨，滴滴沁入莘莘学子渴求知识的心田。

也就是从那时候起，我对“记者”这个称谓产生了无限的憧憬，立志长大以后一定要当一名《福建日报》社的新闻记者。随着“文革”的到来，不谙世事的我中学还未毕业就过早地结束了学业走向社会，心中那个 “当《福建日报》记者”的美好理想从此灰飞烟灭。在那个文化的大毁灭时期，是非颠倒，善恶混淆，能看到的“红宝书”以外的书报真的很少。平日一旦从同学或小伙伴手中如获至宝般借到几本“禁书”，便兴奋得不能自己，却只能瞒着大人偷偷阅读。此时，日复一日且可以堂而皇之阅读的，也就是北京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以及本省党的机关报《福建日报》了。当时全国人民的革命功课中有一项叫“天天读”。

作为车间班组的“读报员”，我每天要在“天天读”学习会上，朗读《福建日报》上登载的“最高指示”，朗读“两报一刊”社论，朗读工农兵群众写的“大批判”文章。无形中，《福建日报》成了我每天因为必读而必看的“文学作品”。非常岁月中与《福建日报》结下的情缘成为我脑海里又一道难以抹去的记忆。光阴荏苒，时光飞逝，四十余载弹指间。如今，老父亲已经作古，而终于没能当上《福建日报》记者的我，也即将结束近40年的工作生涯。看到《福建日报》为纪念新中国60周年开设的“我与福建日报”征文专栏，一贯倦怠于动笔的我，忍不住写下这段文字，聊以慰藉今生心灵深处埋藏的《福建日报》情结，暨告慰远在天国的《福建日报》老一代报人--我敬爱的父亲。（父亲是杨伯彤）

（作者单位为省移民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