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五四“点火人”的梁启超

梁启超

被忽视的事实和细节

1919年7月1日，身在法国参加巴黎和会的梁启超向国内发回了一封密电，密电内容如下：

汪、林总长请转南北当局诸公：和约拒署表示国民义愤，差强人意。然外交方益艰巨，全国一致对外，犹惧不济。若更扰攘分崩，不亡何待。启超在欧数月，每遇彼都人士，以内乱情形相质，则若芒在背，不知所对。外交失败以来，相爱者感冀我因此刺激，速弭内讧，以图外竞，庶助我者得以张目。今沪议杳无续耗，大局愈趋混沌，循此以往，岂惟今兹所失，规复无期，窃恐有人借口保安，称兵相压，爱我者亦无能为助。中国今日如重洋遇飓，远援无补，出死入生，纯恃自力。若更操戈舟中，只有同归于尽。当此存亡俄顷，有何嫌怨之不可捐，有何权利之后可恋，诸公之明，宁见不及此？伏望本热诚交让之精神，快刀断麻，迅谋统一，合全国智力，谋对外善后，则失马祸福，盖未可知。若长此为意气之争，结果只同归于自杀，国家固已矣，诸公亦何乐焉？万里惊魂，垂涕而道，伏惟矜察，以惠我民。

梁启超叩。七月一日自伦敦。

这封密电写于五四运动爆发之后，原件被收录于丁文江、赵丰田所编《梁启超年谱长编》，是对五四运动的声援，尽管只能作为梁启超发动五四运动的间接证据，然而此前的1919年5月3日，梁启超还就巴黎和会的相关事宜给汪大燮、林长民发去了数封密电，而密电的内容之一，即是要求国内掀起抗议巴黎和会的国民运动的浪潮，这直接导致了五四运动的总爆发。

关于五四运动，有很多历史事实和历史细节被忽视，即：是谁主导将中国推向了巴黎和会的成员国之一？巴黎和会中国在外交上是否失败？是何原因导致了巴黎和会中国在山东青岛问题上的外交失利？是谁最先将此事报告给国内？又是谁指示国内掀起运动的浪潮？这一连串的问题，在至今的历史叙事中语焉不详。事实上，这其中一系列环节的关键人物都是梁启超，确切地说，梁启超是五四运动导火索的点火人、第一发起人和核心领导人，是将中国推向巴黎和会并取得一系列外交权益的关键人物。

护国战争之后，梁启超逐渐淡出政坛，之所以淡出政坛，是因为他意识到，靠政党政治，无法解决新中国的诸多问题。于是便有了他的欧洲之行。梁启超的欧洲之行，除了考察欧洲之外，更主要的目的是，希望以中国民间代表顾问身份，参加巴黎和会，从而为彻底解决中国青岛问题赢得时机。

1919年3月中旬，身在巴黎的梁启超致电国内的汪大燮和林长民，报告巴黎和会上关于青岛问题的消息，该年3月24日，《申报》登载了梁启超的电文：

交还青岛，中日对德同此要求，而孰为主体，实为目下竞争之点，查自日本据胶济铁路，数年以来，中国纯取抗议方针，以不承认日本继德国权利为限。本去年九月间，德军垂败，政府究用何意，乃于此时对日换文订约以自缚，此种秘约，有背威尔逊十四条宗旨，可望取消，尚乞政府勿再授人口实。不然千载一时良会，不啻为一二订约之人所败坏，实堪惋惜。超漫游之身，除襄助鼓吹外，于和会实际进行，未尝过问，惟既有所闻，不敢不告，以备当轴参考，乞转呈大总统。

由此电文可知，梁启超对于北京政府为何与日本换文订约毫不知情，他表示，如果这样做，则实际上授人以口实，无异于作茧自缚，故此，他希望政府明察。当然，如果以为梁启超此信就是针对政府进行谴责，那就错了。这里，梁启超只不过与北京政府进行了默契的合作，即让事件公开化，也就是说，让中国政府代表团拒绝在和会上签字有了公开、合法的理由。而北京政府也默许了梁启超的此种行为。如果认为梁启超此信就是针对中国政府对日本的卖国行径进行批判与抗议，这也是没有道理的。中国与日本的外交关系，是出于大国外交战略的考虑，从整体来说，中国是基本仇日的，或者说与日本的关系是一直很敌对的，但是从具体的阶段来考虑，中国与日本又时有合作与友好，这是出于国家利益的考量，不存在卖国之分。而且，中国政府在主权问题上的作茧自缚，源于袁世凯政府埋下的祸根。袁世凯出于想称帝的需要，与日本政府签订密约，拒绝中国参加一战，致使中国在战胜国国际地位上一直很低，必须要付出许多代价才能挽回此种局面。

1919年4月8日，张謇等国民外交协会成员致书梁启超，请梁为该会代表，主持向巴黎和会请愿各事。

4月30日，梁启超为青岛问题致电国民外交协会，5月4日的《申报》登载了其电文：

对德国事,闻将以青岛直接交还,因日使力争,结果英法为所动,吾若认此,不啻加绳自缚，请警告政府及国民严责各全权，万勿署名，以示决心。

林长民接到梁启超电报，5月1日写成《外交警报敬告国人》一文，于晚间送到“研究系”（梁派政治成员的统称，其前身系梁组建的进步党）的《晨报》报馆，刊载在5月2日的《晨报》上。

应该说，林长民此篇短文即是引爆五四运动的直接文字，但林文中明确说到，这是由梁启超电文证实，而且是梁启超明确授意。这就为梁启超引爆五四运动形成了有力的证据。短文中明确说，此次巴黎和会青岛问题的受阻，完全是因为1915年袁世凯政府与日本签订的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及1918年段祺瑞政府与日本签订的换文密约，这是历史遗留问题。

5月2日，蔡元培从汪大燮处得知有关巴黎和会的最新消息，立即返校告诉了北京大学的学生领袖许德珩、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等人。5月3日下午4时，国民外交协会理事熊希龄、林长民、王宠惠等三十余人开会，议决诸运动事项。

这样，五四运动爆发了。

五四“唆使”者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梁启超旅行欧洲、参加巴黎和会、发起五四运动，绝非一时兴起，亦非出于偶然，而是早有谋划，这源于梁启超的国民运动思想，梁启超国民运动的内容包括内政运动和外交运动两大方面。外交运动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便是国民外交协会的成立。国民外交协会所领导的一个主要运动便是干预巴黎和会、策划并领导五四运动。故此，五四运动主要是外交运动，而非内政运动。

国民外交协会是国民外交运动的领导机构。国民外交协会是中国近代第一个全国性的国民外交团体，其成立之初曾作为政府后援，积极配合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的外交努力，后又对五四运动的发生及中国政府拒签《对德和约》产生了重要影响，并且为最终在华盛顿会议期间收回山东主权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国民外交协会在五四前后发动和领导的国民外交运动无疑是中国近代历史转折时刻的辉煌篇章。

那么国民外交协会的主导人是谁？其缘起有怎样的背景？

1919年2月16日，由北京各界各团体联合组成的国民外交协会在熊希龄宅召开成立大会，推举熊希龄、汪大燮、梁启超、林长民、范源濂、蔡元培、王宠惠、严修、张謇、庄蕴宽十人为理事。其中理事长为林长民。2月21日，该会通电发表七点外交主张：一、促进国际联盟之实行；二、撤废势力范围并订定实行方法；三、废弃一切不平等条约及以威迫利诱或秘密缔结之条约、合同及其他国际文件；四、定期撤去领事裁判权；五、力争关税自由；六、取消庚子赔款余额；七、收回租界地域，改为公共通商。

这个组织名为民间性组织，但其成员均为当时在朝或在野的第一流政治家，其中大部分均为北洋政府熊希龄“第一流人才内阁”的重要成员。该组织的理事长虽然是林长民，但其第一领袖人物和主导者却是梁启超，该组织成员皆为梁派人物，且该组织是在梁的授意下成立的。此时，梁由台前走向了幕后。

日本原敬内阁1919年9月9日的内阁会议决议事项中的文字亦可以作为梁启超及其“同党”乃此次运动核心人物的有力证据：“目前在中国最具势力的，是由全国中等以上学校学生所组织的所谓学生团体。这些学生多少有些新知识，节操、志向较为纯洁，其努力固不可忽视，今后我方亦应需给与相当的考虑。虽然他们的运动‘努力’实基于本身的自动而发，但除此之外，仍有林长民、熊希龄、汪大燮等政治家的唆使，乃至英美二国人的煽动。”（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主要文书》，东京，原书房，1965年，上，504—505页；转引自《五四研究论文集》，92页）

林长民、熊希龄、汪大燮等人都是梁启超的长期政治伙伴，当时与梁同为国民外交协会理事，林长民还是梁启超的儿女亲家。日本政府在其内部情况分析中既没有把国民党人视为对五四运动有重大影响者，也没有把陈独秀等视为五四运动的鼓舞者，唯独把以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人士视为五四的“唆使”者，应当说这要比后来史家的观点更为贴近事实。

这就说明，五四运动绝非仅仅是由几个教授、学生领导、发动的学生运动，而是由政治领导人领导的政治性运动。当然，学生群体是运动的主体，但运动的主体不等于运动的政治领导人。讨论五四运动的领导人问题，并不是为梁启超翻案，而是领导人问题，实际涉及五四运动的深刻历史背景及意义。而这，恰恰是今天学界和舆论有所忽略和偏颇的。

被误读的梁启超

在诸多导致“五四”爆发的原因中，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即是“一战”（也即梁文中提到的欧战）。需要说明的是，迄今为止，诸多历史家忽视或不重视“一战”，认识不到“一战”之于世界格局及中国国际地位的重大意义。事实上，正是因为中国参加“一战”，才使得中国改变和提高了国际地位，能有资格作为战胜国参加巴黎和会并争得中国国家主权（尽管青岛问题没有解决，但是别的外交权益都借此得以收回），也才使得中国能够在“一战”后和五四运动中真正开始现代化的转型，也才使得中共能够在战后的五四运动中迅速走上历史舞台（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早期中共领袖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然而，在当时纷繁复杂的政局中，几乎很少有人能意识到“一战”之于中国及世界的重要性，而唯有梁启超、蔡锷、段祺瑞、梁士诒等有卓越政治识见的政治家才极力主张中国参加“一战”。

梁启超是当时推动中国参加“一战”的积极主张者和推动者，而段祺瑞，则是中国参加“一战”的积极执行者。为了开启国民意识，梁启超甚至于1914年还在袁世凯统治时期就专门撰写了一部世界经典历史著作《欧洲战役史论》，这部著作只用了十几天时间即告完结，目的就是为了开启民智。梁启超在该书“序言”中指出：“今之战，殆全世界人类相互之战也，与一域中国与国相互之战既异，与一国中人与人相互之战更异”。（《梁启超全集》第九卷《欧洲战役史论》“序”，北京出版社，第2680页）梁启超撰写此书意在指出，欧洲战役也即世界战役，它将世界各国连成了一个整体，中国也不例外。中国唯有参加此战役，方能提高其国际地位。除此之外，梁启超还在各大报刊及演讲、条陈中，屡次向袁世凯政府建言，力主中国对德宣战。之所以主张中国对德宣战，乃是因为梁启超当时已预料到，德国必败，协约国必胜，而“以此为增进我国际地位之极好时机”，也就是说，中国可以借此收回此前在外交中失去的权益。然而，由于出于个人权力的考虑，袁世凯不顾众人反对，与日本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其中即有割让本属德国占领的中国山东青岛与日本，为了不得罪日本和德国，袁世凯拒绝中国对德宣战，使得中国一再丧失参战的有利时机。直到袁世凯下台，段祺瑞执政时期，段祺瑞力邀梁启超入阁，此时，梁启超本已萌生退意，绝意仕途，然为了使中国参加“一战”，梁启超决定再入内阁，这是梁启超与段祺瑞政府合作的先决条件。梁启超入阁之后，即开始力促段祺瑞参加“一战”。

可以说，在参加“一战”问题上，段祺瑞与梁启超可谓高度契合。而段祺瑞一当明确主张参战的立场，就再也不变，不惜为了国家、民族利益而跟袁世凯闹翻。当袁世凯与段祺瑞发生严重裂痕，也就在北洋系内部埋下了袁世凯最后垮台的伏笔。这对于中国的民主共和进程来说，起着重要的作用。“一战”结束后的事实也证明，“一战”之于中国，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而且，在对德战争中，段祺瑞政府还组建了以徐树铮为将领的边防军，一举收复了被苏俄掠夺的外蒙古，这在中国领土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历史事件。如果中国没有参加“一战”，便不可能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中占有一席之地，甚至梁启超也不可能有和会顾问身份列席会议，甚至今天的中国，也难以成为可以与欧美等资本主义国家相抗衡的政治大国，当然，也不可能促使五四运动的爆发。

从这个角度来说，“一战”、国民运动、五四运动，这之间形成了一个紧密的链条。而这些链条的最主要联结者就是梁启超。梁启超积极支持中国参加“一战”，体现了他的世界主义思想与国家主义思想的融合。也就是说，梁启超将他的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统摄在了他的世界主义思想中。这是梁启超的伟大之处。现在的一些研究中，都将梁启超的国家主义与世界主义思想对立起来，甚至认为梁启超的思想前后经历了由世界主义到国家主义、又由国家主义向世界主义的转变和反复，并据此而认为梁启超是一个“善变者”。事实上这是对梁启超的误解。梁启超一直以来的一个核心思想和立场就是爱国。

某种程度上说，将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混为一谈，是今日思想界存在的一大误区。也正因如此，才使得我们对五四运动的性质产生了误判。五四运动是纯粹的外交运动，以及由外交运动衍生出来的社会运动，当然，这一运动后来也波及到了文化领域；而新文化运动则纯粹是知识分子导演和发起的思想文化领域的运动，运动的主体是胡适、傅斯年、罗家伦等知识分子，当然，也包括梁启超。二者不是一回事，二者的领导人和运动主体虽有重合，但并不一致。今天中国的历史学界和思想界，之所以不能将梁启超作为五四运动的核心领导人，并且，将梁视为新文化运动中的保守派人士，主要原因就在于，不能对民国时期北洋政府复杂的内政外交问题及文化思想界进行理性而深度地考察，这种误读，可能还会延续很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