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不久前发生的邓玉娇案，湖北省纪委、省监察厅印发通知，规定不准参加用公款支付的营业性娱乐活动；不准在下基层和执行公务活动期间，参加下级、下属单位或管理和服务对象提供的营业性娱乐活动；不准在公务接待中，为上级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安排各种营业性娱乐活动；不准借 “招商”、“亲商”名义或节日庆典之机参加各种营业性娱乐活动；严禁出入营业性娱乐场所接受各种色情服务。（《湖北日报》6月2日报道）

客观地说，上述“四不准一严禁”，在其他党纪、政纪中恐怕早有规定，并无新意。发这个通知，主要还是邓玉娇案发生后，有关部门的一种应急态度。这样的态度很好，但要真正落到实处，我以为还有很多“禁娱”之外的工作要做。

前几年，江苏省政协委员王雨时向省政协提交了一份提案，建议反腐倡廉应加强监管公务员中的高尔夫球运动会员。但是，当年某省委书记还在亲自动员一批厅级以上官员，参加组建本省的高尔夫球队，以应对高层交往活动的需要。

很显然，前者是从反腐败角度提出的建议，而后者是从有利于高层交往、更方便工作的角度提出的。前者要否定，后者要鼓励，昭示了其中更深、更复杂的社会原因。

由于当前招商引资之类的经济行为，政府还是第一主体，不少因此而产生的交际应酬，还要由官员出面；此外，上下级之间的交流，还有着太多的感情因素需要各种各样的介质来“润滑”，而交际应酬又不能不顾及“时尚因素”。

由此带来的问题是，公务员的娱乐行为到底是在“为公”还是“为私”，往往搅在一起难以分清。上述“四不准”规定，事实上并没有完全“禁娱”，而只是针对“营业性娱乐”和“公款”，但是现实中情况复杂，很难保证上述规定不被架空而边缘化。

按国际惯例，手握公权的公职人员出现在不该出现的场合，被曝光后是要引咎辞职的。可在国内某些地方，官员们似乎没有什么“不该去的场合”。常常听到“反腐败也需要一定条件”的说法，现在看来，政府身份、职能真正回归到公共管理属性，才是反腐败最该具备的条件。

但是在目前的形势下，让官员们远离“交际”，明显是不现实的。这就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社会将为此付出多大的代价或者做出多少的让步？

反腐也好，“禁娱”也罢，恐怕不是止于义愤的几句声讨、敷衍了事的几条规定所能成事。必须承认，现在的经济框架和官员自律状况下，反腐工作和经济工作在逻辑上的两全，本身就是一个有待厘清的沉重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