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受社会各界关注的孙伟铭案二审判决结果公布，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改判被告人无期徒刑。审判长认为之所以作出改判，是因为被告人“有真诚悔过表现”。

从死刑到无期徒刑，巨大的反差又一次引起争议。是屈从民意，还是维护公正？是新闻审判，还是正常的舆论监督？

不可否认，这一案件之所以成为公众讨论的话题，就是因为法院判决改变了交通肇事的性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对被告人定罪量刑。不少学者从法理的角度对这一案件进行分析，认为被告人主观存在恶意，依照交通肇事罪定罪量刑，不符合犯罪构成要件。

这一案件的积极意义就在于，不仅让人关注交通肇事的危害性，而且让人看到了我国刑罚体系中存在的深层次问题。我国既有交通肇事罪，也有故意杀人罪，还有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假如刑法规定交通肇事罪，并且把醉酒驾驶、无证驾驶作为从重或加重处罚的情节，那么，司法机关在定罪量刑的时候，就不需要借助其他罪名作出判决。刑罚体系的琐碎和凌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司法审判，而罪名的更改，则很容易在社会上引起纷争。

不过，成都市中级法院和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坚持公开审判的原则，始终面对新闻媒体，坦然接受他们提出的各种问题，而最高人民法院破天荒地使用新闻发布会的形式，对醉酒驾车犯罪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明确作出说明，这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公众的疑虑，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统一裁判的作用。

司法公开是公正司法的基础和前提条件，也是司法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过去，一些学者认为，司法是精英人士的专利，法官应该像蒙面女神那样不食人间烟火，不管公众提出怎样的疑问，法官都只能屈从于法律。其实这些学者不知道，法律所调整的社会关系不断处于变化之中，法官必须学会透过变化的社会关系，谨慎地把握法律尺度，以稳定的法律调整不断变化着的社会关系。假如把自己打扮成冷冰冰的法律自动售货机，或者高高在上，不可一世，不愿意听取社会公众的意见，那么，司法判决就不会得到公众的理解，司法机关就没有公信力。

重视社会各界的意见，不是屈从于社会舆论的压力，而是在公正审判的基础上，通过详细的说明，普及法律知识，宣传法制精神。在任何文明国家，司法机关都不会把民意作为洪水猛兽，千方百计地拒之门外，相反地，现代司法总是千方百计地征求民意，并且以合法的方式将民意纳入到司法体系。此次最高人民法院公布《关于醉酒驾车犯罪案件法律适用问题新闻发布稿》，是尊重民意、释疑解惑，提高司法机关公信力的具体表现。最高人民法院的文件不仅有正本清源的作用，而且还有警示教育的效果。

当然，要想从根本上解决司法审判民意不足的问题，还必须尽快修改刑事诉讼法，建立更加科学的司法体制。今后，司法机关可以考虑在审理涉及公共安全、国家利益和重大个人利益的案件中，引入陪审团制度，邀请社区居民从自身的感受出发，对被告人的行为性质发表意见，帮助法官准确使用法律规则，对被告人定罪量刑。

总而言之，听取民众的意见，不仅仅是事后解释；尊重民众的意见，还包括在司法过程中引入陪审团制度，让那些虽然没有专业法律知识，但是，却充满社会责任感的公民，对被告人的行为作出合理的法律判断，只有这样才能防止法官的判决违背民意。

法律不仅是一种地方性知识，法律还是时代的产物。面对同样的法律，不同时期人们的感受不同，裁判的效果也不相同。过去处理此类事件，依照交通肇事的有关规定，判处有期徒刑；现在处理类似的案件，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定罪量刑，体现了法律的稳定性和司法的灵活性。司法机关正是以这种独特的方式昭告天下，司法判决不会跟着感觉走，但是，法官绝对不会无视民众的呼声。

“民愤极大”这个概念早已从裁判文书消失，然而，“尊重民意”应该成为法官的本能。法官在审理案件的时候，应当看到民意的诉求，不能固执己见，但也不能随波逐流，而应该在民意中发现法制的精神，在尊重民意的基础上谨慎处理每一个案件。(作者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法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