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总能吸引眼球：土地财政使他们跟疯涨的房价捆绑在一起，招致民众抱怨；频发的各种热点事件，往往最终都会落到地方政府的作为上，而被舆论围观。两相比照，对于公共权力来说，政治上的公信力，要远比经济上的逐利心重要得多，补救起来也要困难得多。

从2009年开始，以每一时段的案例为集中的素材，人民网舆情监测室连续推出了四次“地方应对网络舆情能力排行榜”，意在提示这种风险与困难，也试图为困局找出一条“舆情应对能力”的路径来。

在刚刚结束的2010年第一季度中，从乡一级的“茶杯门”，到省一级的“疫苗事件”，从日记本里的“香艳局长”，到看守所里的“喝开水死”，从新泰“官二代”，到石家庄“骗官案”，从江苏年迈父子自焚抗拆迁，到贵州警察枪击误伤人命。如此短的时间内，涉及官员与权力的热点此起彼伏而能成榜，说明这确实是一个矛盾高发的时代。对于这些事态发生之后引发的舆论关注，政府怎么应对，排行榜给出“政府响应”、“信息透明”、“政府公信力”、“动态反应”、“官员问责”、“网络技巧”六个指标予以打分。必须承认，在自己跟自己比的状态下，很多的分数给得过于慷慨。但这并不是关键，关键在于，应对舆情的种种成败得失总结，作为媒体客观观察的角度也好，作为针对地方政府的刻意引导也好，都应该回答一个基本的问题：“舆情应对能力”究竟是种什么能力。

“舆情应对能力”是什么？这是一个不妨先从反面来回答的问题———“舆情应对能力”不是什么。事实上，当一个地方政府需要应对舆情时，那就往往说明该政府已经面临舆论的发问、质疑乃至追责了。我们知道，遭到怀疑与追问乃至批评后的态度会有不同。这种种态度，也能构成某种能力。像此次位居榜首的四川巴中“全裸”乡政府，因为其在信息透明度、政府公信力等指标上都足堪称道，就是一种值得肯定的舆情应对能力。而贵州安顺警察枪击致死案、山西问题疫苗事件则被判定为应对严重失当，其舆情应对能力也就不足为训，不能让人心悦诚服。

舆论追问的背后，其实是一种不容颠倒的是非黑白，所以应对舆情就不可能成为一项不关照公平正义的技术施工。依照最近一期南方周末的报道：最近三年拆迁拆出人命的地方，一把手统统安然无恙；个别低级别的倒霉官员，也不过是换个岗位而已。这样的官员问责，只能是应付舆论的伎俩，而绝非真正能够应对舆情的能力。

也正是每一次汹涌的舆情背后，都有是非黑白需要地方政府处置，所以应对舆情更不应该单独抽离出来，成为一个与前因无关的独立任务。与互联网在公共生活中初有担当、监督公权时不同，地方政府已经从不知所措变得渐渐适应，甚至也能熟练利用网络特点主动出击。选择周末或节假日前发布消息，掌握节奏冷却网络热点……这些不一而足的策略，只是锯箭的能耐，也远非真正可以应对舆情的法宝。

因为，那些仅仅被压制、被敷衍、被算计的舆情，并不会真正地消失、真正地终结，它们就像未曾寻到出口的情绪一样，日积月累，左冲右突，总会在下次的机会中喷薄而出。这样的过程，政府与相关官员的公信力，不会因此而得到修补，反倒只会更加雪上加霜，每况愈下。

有了上述的思考，应该可以尝试来正面答一答题。地方政府应对舆情的能力，固然可以分解成响应速度、信息公开、动态反应、官员问责等指标，但万流归宗，只在一点，那便是对于公义的信仰能力与维持能力。舍此而谈舆情应对，便只是权宜之计，便只是无根之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