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昌平区南口镇原党委书记张宝生，利用职务之便，将镇政府持有的北京高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份无偿转让给他人，除收受对方150万元现金外，还接受了5套价值336万元的房产，检察机关以受贿罪提起公诉，6月7日北京市一中院审理了此案，但未当庭宣判。（见2010年6月8日《新京报》）看来，官员的“房事”问题，应该引起我们高度关注了。

近年来，被查出的贪官中，相当一部分呈现出一个新的特点，即：在权钱交易中，除了大肆收受现金财物外，还拥有大批房产。如，北京市海淀区原副区长许树迎收受他人价值人民币约630万元住宅5套，重庆市原司法局长文强拥有16套房产，原上海浦东新区副区长康慧军24套，重庆市交警队长陈洪刚26套，原上海外高桥保税区管理委员会规划建设处处长陶建国29套……在房价高位运行的情况下，贪官一人拥有那么多房产，只能令居无定所的普通百姓瞠目结舌了。

贪官若靠薪水是买不起这么多房子的。那么，这些房子是哪儿来的？途径无非有这样几种：受贿得来的，上海外高桥保税区管理委员会规划建设处原处长陶建国的29套房产，全部是接受开发商的贿赂；低价购买的，北京西北郊粮食仓库原开发办公室主任许继仁，利用职权从开发商那以6.9万元“购买”了两套价值101万元的房屋，实属隐蔽性受贿；用赃款购置的，重庆市原司法局长文强的16套房产中，有的就属于这种情况。这种腐败行为，不仅败坏了党的风气，也引起了公众的不满。

“房事”腐败所以会滋生蔓延，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客观上看，住房市场化导致房产不断增值。一些贪员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对房子趋之若鹜。拥有了更多的房产，不仅可以把他们的赃款洗白，还能够通过炒房、出租、从事经营等以房生财；从制度上分析，官员家庭财产公开制度还没有全面推开。只要能够推行并真正实行阳光法案，让官员的家庭财产公开、透明，就会有效遏制“房事”腐败；从监督机制上看，官员住房等家庭财产监管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例如，有的贪官在许多城市拥有多套住房，我们还没有利用现代信息技术，通过全国联网，建立起官员住房登记、查询制度，因此难以搞清楚官员住房的基础信息，也无法实施有效监督。

随着改革的深入和形势的发展，官员腐败呈现隐蔽性、复杂性和广泛性等特征，“房事”腐败也是如此。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尹韵公建言，对当前官员住房情况，应进行一次全面检查和清理，摸清情况分类解决。这不失为解决官员“房事”腐败的第一步举措，随之则需要通过推进官员财产申报和公开、建立有效的监管监管体系上下功夫。只有如此，才不至于让官员“房事”腐败之风愈演愈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