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关注了很久的地方债务问题，其财务数据最近于国家审计署的报告中水落石出。据国家审计署审计长刘家义6月23日报告，审计署审计调查了18个省、16个市和36个县本级财政情况，截至2009年底这些地方的政府性债务余额高达2.79万亿元。

其实，这些地方政府性债务早就存在了，只不过大规模地、正式地在中央层面向人大和全社会报告是第一次。而按照1995年开始执行的《预算法》之第28条规定“地方各级预算……不列赤字”，这些令人担心的债务数据，其实是不应该有的。

地方政府为什么有法不依？道理很简单，举不了债的地方政府就做不了投资，没有投资，经济就不能发展，进而解决不了就业，民生注定要落后。这样的地方政府，不论在中央眼里还是老百姓眼里，都不会是好政府。如此这般，举债的情非得已和债务无序的担心共存，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就成为一种举国纠结、上下齐备的心病。此刻“如何化解债务危机”成为意见领袖、专家学者和政府高官的中心话题，似乎理所应当。

好在审计署报告出台之前，6月10日，国务院下发《关于加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规范举债，给出的方案合情合理，认为负债经营只要是在正常杠杆内，就不算什么。而在这次审计报告里，同样给了一些财务数据方面的意见，大可得出地方债务有其积极的一面，财务风险颇有可控余地的结论。因为据说，地方政府虽然大规模举债，但大部分钱没有乱花，都投在基础建设上了。这有数据为证，刘审计长的报告说，审计调查地区的政府性债务有96%用于交通运输、市政建设等公益性项目，而这“促进了地方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发展”。投资拉动经济的逻辑下，这的确没有疑问。

而且，刘审计长报告说：“从债务余额与当年可用财力的比率看，省、市本级和西部地区债务风险较为集中，有7个省、10个市和14个县本级超过100%，最高的达364.77%。从偿债资金来源看，2009年这些地区通过举借新债偿还债务本息2745.46亿元，占其全部还本付息额的47.97%，财政资金偿债能力不足。”这么一算，破坏《预算法》中“量入为出、收支平衡”精神的地方，已经不少（因为本次仅审计调查了18个省、16个市和36个县本级财政情况）。

按照这个逻辑，也许理性且深刻的人士会呼吁修订《预算法》。这样不仅改善了法律的滞后性，也拓宽了地方政府融资的渠道。而这个呼吁实际上已经很久了，呼声之大，在2009年初由中央第二次代地方发行债券时曾达到高潮。

但为地方政府举债正名的人们却忽视了，在所有法律风险和财务风险的背后，地方政府大肆举债的核心风险——不在违法，不在规范，不在乱花，而真真切切地在于，地方政府真把举债所得的96%投在了“促进了地方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发展”的交通运输、市政建设等公益性项目上了。就是这些“没有乱花”的钱，堆积出中国这个全球最大的工地。在这个事实面前，需要我们做的，不是证明我们的各级政府不会乱花钱，而是我们的各级政府怎么以“促进了地方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发展”的名义，把各种资源拿到手里——既由自己出面投资各种项目，又能绕开法律出面融资。它们要不是父母官，有这么大能耐，把所有的好事都揽到政府的筐里吗？

当然，我们可以讨论地方融资的财务风险实际是可控的。比如我们可以说我们的各级地方政府，不仅拥有财税收入，还有很多好的独资或控股公司，垄断土地、矿产等资源，在市场交易中——尤其在融资交易中，常常处在高度买方的一边。各级政府的融资平台公司发行的各类债券，典型如城投债，在各种固定收益市场上大受欢迎。这说明我们各级政府的资源、信用和财力，是被市场交易追捧的，而且不止一天两天了。

在这种局面下，关注地方债务的法律和财务风险，是舍本求末。因为说到底，各级政府把国家资源和市场交易的优势牢牢控制在自己手里，不是因为它们要故意违法，也不是它们不懂财务风险，而是它们的权力太大，本事太大，而无制衡。它们在市场中以行政的手段做买卖，亦官亦商，怎么合适怎么利益最大化。不解决这个问题，地方债务将来的病变，岂止于法律和财务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