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大学知名教授说：“CT和造影就像是日光灯，听诊器就像是煤油灯。我们为什么要抛弃日光灯，回到煤油灯的时代？” 有心脏科医生说他最近十年都没戴过听诊器。而且，不戴听诊器诊断，还真不是个别现象。问诊三句半，立刻就让病人做CT、造影、核磁。其实，做一次心脏冠状动脉CT检查，放射线量相当于拍了750次X线胸片，这会给病人带来一生的癌症风险。（见3月3日《中国青年报》）

这就是所谓的“过度治疗”，即病人不需要的，甚至会带来负面危害的检查和治疗。前些时，国人每年人均8瓶的输液量引发了“过度医疗”的思考，估计产生了一定的积极效果，会让一些人对输液治病的选择有所理性化。今天，著名心血管病专家、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任胡大一教授再度对“过度医疗”予以谴责和批判。

为什么会出现“过度治疗”？胡教授认为，首先，由于医学中存在大量未知领域，有的医生抱着对患者负责的态度，把网撒得稍微大一些，为的是最后捞着鱼。其次，“过度治疗”与医疗体制的趋利性有关。当然，“过度治疗”还与普通民众盲目信赖技术有关。

胡教授的排序是专家排序，但在大众眼里，“过度医疗”的首因应该是医疗体制的趋利性太强。众所周知，由于医务人员收入与经济效益挂钩，医务人员见利忘义，大处方、大检查越来越多。第二，是因为医患纠纷“举证倒置”，医生实行“防御性医疗”。为减少不必要的医疗纠纷，医生要求患者全面检查，以记录医疗过程。第三，是因为就医理念的偏差。普通患者不理解某些疾病目前无法根治，不知道某些检查本身也有害，有些人为求根治往往进行“不必要”的手术。第四，盲目尽“孝道”也助长过度医疗。亲人得了不治之症，许多家庭仍会不惜举债治疗。有的晚期癌症患者癌细胞已多处扩散，手术对患者有害无益；有的患者反复化疗造成身体虚弱，再化疗只会增加痛苦，加速死亡。但许多人认为这是“尽孝”。第五，还因为目前对医方的监督制约机制不健全，使医方缺乏必要制约。如今，第三方制约机制不健全，缺乏对就医行为的合理性审查，缺乏对医院医疗服务收入合理性的监管、审查机制，导致“供方诱导需求，需方过度利用”。

如何解决“过度治疗”？胡教授认为，要根本解决这个问题，得从医学教育和医疗服务模式的改造做起，加大大学医学生人文教育，改革医疗体制。说着容易做着难，但最难也最迫在眉睫的是，斩断医疗的趋利性链条，回归医院的公益属性，让患者成为评判医院优劣的主角，织就一张大网，制定触网者戒的铁律，“过度医疗”就会收到釜底抽薪之效。否则，“过度医疗”对患者利益和公众健康所产生的“癌症风险”将会变成一个巨大的“堰塞湖”，带来灭顶之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