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2月11日《成都商报》报道，8年前，刘宁以近650分的高分，成为四川凉山某县的理科状元，考入中国科技大学。4年前，刘宁大学毕业，没找到理想工作，沉迷网络，四处流浪。刘宁说，“没有霍金的智商，让我像大多数人一样，找个工作结婚生子、挣钱养家，我觉得很无聊很没意思。”

非要成为霍金那样的名人伟人，才觉得有价值，否则，宁愿不去工作而当流浪汉，这个做法很多人不太理解。但它背后有一种观念，恐怕在很多家长中都有代表性——教育的目的就是为了出人头地、博取功名、高人一等、光宗耀祖。有调查显示，2011年，“望子成龙”已成为我国居民的九大生活动力之首。这就是根深蒂固的“人上人思维”。

一个健康的社会，教育价值观该是多元的。鼓励孩子上进当然好，但如果投射太多“功名期待”，非要成龙、成凤、当大官、挣大钱才是成功，而将最本然的人格养成都忘掉了，就值得商榷了。

成为伟人和大官大贵，不是高分就能达到的，还对协调能力、个人机遇、情商发展、意志品质等有更高要求。一个社会能成为金字塔塔尖者，毕竟少之又少。如果自我定位不切实际，忘了这种发展规律和教育规律，不仅会给自己带来苦恼，而且可能造成意想不到的伤害，就像今天状元成为流浪汉一样。

“人上人思维”因为忽略了个性差异、情趣发展、精神尊重、平等关注，而会使孩子压力更大，活得更累。不少家庭中的亲子关系不够和谐，代际矛盾和冲突不断，与这种过分高攀、拔苗助长关系密切。

“人上人思维”还容易对孩子造成心理伤害，孩子敢怒不敢言，将更多负面情绪积压内心，不利于其阳光心态、豁达品格的形成。据报道，天津市对本市约160万名青少年的调查显示，各种心理问题及精神障碍的检出率为13%至16%。因为追求功利而让孩子成为“心理残缺者”和“瘸腿发展者”，实非家长所愿吧。

因此，不妨多一些“人中人思维”。不能把功利化和当大官、成名人作为教育孩子的唯一目标，注重培养孩子自食其力的劳动能力、快乐拼搏的职业性情，以及慈善博爱的公共品质，这是一种教育的平常心。就算孩子不能成龙，只要能凭借自我劳动，对社会作出积极贡献，同样是一种成才、成功。正如南科大校长朱清时所言，“一个国家、一个社会需要多种多样的人才，既要有一流的科学家、教授、政治家等，又要有高素质的工人、厨师、飞机驾驶员等高技能人才。”

“当英雄路过的时候，总要有人坐在路边鼓掌。我不想成为英雄，我想成为坐在路边鼓掌的人”——这种淡定从容、实事求是、量体裁衣、宽松自然的教育发展规划和“人中人思维”，正是我们社会所缺乏的。

八年前，刘宁以近650分的高分，成为四川凉山某县的理科状元，考入中国科技大学。大学毕业后，找了几个工作都觉得不理想，就放弃了。刘宁称“如果找不到喜欢的工作，我宁愿不工作。”他开始沉迷网络，并觉得像多数人一样工作结婚很无聊，宁愿选择当“流浪汉”。（2月11日《成都商报》）

每年高考结束之后，各地“高考状元”成为一时明星，受到社会追捧，“高考状元”也成为家庭和母校的骄傲，被广为宣传。但是，从名牌大学毕业后，昔日的“高考状元”不但没有寻到一份体面的工作，反而沦为“流浪汉”，这样的反差确实让父母寒心，“让全县蒙羞”不难理解。

不少人高呼“高考状元”流浪的实质，是教育失败的标志，是应试教育的恶果，流浪的“状元”就是高分低能的代表。“状元”流浪不怪本人，而应从教育根子上找原因。不过，在笔者看来，这完全属于个人问题，绝非教育之罪，更与教育体制、教育环境无关。

相比而言，大多数“高考状元”和广大名牌大学毕业生大多数人的就业状况良好。他们顺利毕业，顺利就业，收入也还不错。其中的关键，在于他们愿意选择和接受现实的生活和工作环境。流浪“状元”的出现，带有很强的偶然性。他本人承认，其一蹶不振的主要原因，在他个人身上。

当然，我们也应当看到，“状元”流浪与大学生心理教育、择业教育缺失的关系。高校的工作没做到位，导致大学毕业生心气太高，无法正确认识自己，从而不能给自己正确定位。他们盲目地不甘于平凡，仰望星空而忽视了脚踏实地，忽视了“先择业，有就业”的社会现状，更是缺乏“先立业，再发展”的踏实。

从这个角度来说，高校如何让大学生在理想和现实之间接好地气，处理好生活和理想，计划和实践的关系，应是教育需要改进的地方。而大学生也该清醒地认识到，人人生而平等，生而平凡，人生最好的选择，就是脚踏实地。

寻找5天后，刘国华（化名）终于在一家网吧找到正埋头打游戏的儿子刘宁（化名）。八年前，刘宁以凉山某县理科状元的成绩考入中国科技大学。四年前，大学毕业，却没有找到理想的工作。“如果找不到喜欢的工作，我宁愿不工作。”他开始沉迷网络，四处流浪，没钱就向父母要。今年，他没有回家过年，在学校的长椅过了三夜。一位好心人帮他联系到家人。刘国华从老家赶来，他却再次消失了……（2月11日《成都商报》）

从万千宠爱于一身的状元郎，到露宿街头的“流浪汉”，这种天壤之别，却成了刘宁备受关注的原因。在学校，他是“天之骄子”；而踏入社会后，他却如“拔了毛的凤凰”。观众为之唏嘘，纷纷揣测理科状元何以堕落至此。笔者以为，刘宁的经历不止是“时间去哪儿了”，更是理想去了哪儿？

“爸爸去哪儿”是档热映节目，感动了许多中国观众。中国的孩子是父母梦想的“代言人”，我们从小被寄予厚望，沿着父母期望的“轨道”高速前行。一路上，享受“王子”的待遇，努力让父母沾上“骄子”的荣耀。但是，这种“提速”常使我们应接不暇，即使“硬件”（成绩）过了“关”，但“软件”（心理）是否跟得上？一旦理想“超速”，且与现实脱节，这些孩子脆弱的心理护栏便形同虚设，分崩离析。

我们在剖析家庭压力的同时，还要问问学校，尤其是高校。像刘宁这样从小学到初中都品学兼优的孩子，为何大学毕业后就“天翻地覆”地变了样？“传道授业解惑”不能仅限于课本，还要面向社会。大学之大既在于追求知识的氛围之浓，更在于塑造人、成就人的责任之重大。把学生培养成人格健全的社会人，敢于面对现实，乐于追求理想。常听人说“社会是最好的大学”，可见当前的大学教育思路有待斟酌。这种“裹脚”式的“豢养”，又如何能带出学生的“好脚力”。以至于刘宁们一踏入社会，就伤了“脚”而裹足不前。

当然，面对这种落差，最主要的责任还在刘宁们自己。他们从曾经的“天之骄子”，到名校的泯然众人；从高材生到求职碰壁，这种反差让他们措手不及。找不到认同感和成就感的他们，开始实施各种自我“保护”，可怜巴巴地缩在虚幻的硬壳里，“如果找不到喜欢的工作，我宁愿不工作。”但他们选择的“硬壳”并不能弥补理想和现实的差距，他们只会越陷越深。其实，人一生要扮演很多角色，如若无法改变，就要学会适应。对于曾经的荣耀，过去的自己，要敢于抛弃，勇于获得，并善于开拓新的天地。

“人生的意义是社么？”刘宁看不到。人生的意义是一路坎坷，但终有理想抚慰孤单。世事变迁，我们的理想去了哪儿？它很近，也很远。而只有我们把它放在心上，它才能背负我们跋山涉水，勇度艰难。其实，从理想到现实的那段路，就是那个曾经的自己。

在找过数十家网吧后，55岁的刘国华终于在通锦路一家网吧，找到了正埋头打游戏的儿子刘宁（化名）。25岁的刘宁头发蓬乱，脸色苍白，正全神贯注盯着显示屏。刘国华站在他的身后，犹豫了一秒钟，然后拍了拍他的肩膀，后者扭过头来，惊讶地盯着情绪略显激动的父亲。 （2月11日《成都商报》）

八年前，刘宁以近650分的高分，成为凉山某县的理科状元，考入中国科技大学；四年前，刘宁大学毕业，却没有找到理想的工作。从那之后，他开始沉迷网络，四处流浪。从高考状元到街头流浪汉，我们除了为之惋惜之外，是否也该思考，他的“病根”究竟出在哪里？

一个曾令老师啧啧称赞、家长引以为傲的孩子，却在走向社会时败下阵来。这很容易让人想起“高分低能”这个形容词。从这个角度来看，应试教育是罪魁祸首。应试教育的主要特征是评价单一，以分数评判学生。尽管素质教育已倡导多年，但分数排名仍盘踞在不少老师和家长的心中。在高考的指挥棒下，孩子很容易失去自我，成为学习与考试的机器。分数高的学生能得到老师的褒奖、家长的犒赏，他们不知不觉中钻进了牛角尖，“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刘宁其实就是应试教育的典型代表与牺牲品。

刘宁的消沉并非始于大学毕业之后，而是在跨进大学之时。这恰恰暴露了他“抗击打”能力的脆弱。他总想成为被关注的焦点，但在“群星”璀璨的名校，他的优势不复存在，一下子从白天鹅变成了丑小鸭。因此，他对自己失去了信心，成绩也一落千丈，以至毕业论文过不了，一年后才取得文凭。从这一角度看来，如何面对竞争与挫折，是每个人成长过程中难以回避的人生一课；而加强对孩子的心理疏导，是家长、学校责无旁贷的责任。胜不骄，败不馁，泰然面对人生的成败得失，这是每个孩子应有的人生态度，也是比考高分更重要的生存技能。

走出校门，融入社会是每个莘莘学子必须面对的转型。这不光考验智商，也考验他们的情商。社会包罗万象，初出校门的学生可能不适应，但那是必须学会的妥协，而不是选择逃避。想要让别人看到我们自身的价值，就要适时地锤炼咱的能力与智慧，脚踏踏实，从点滴小事做起。否则，我们就只能像堂吉诃德那样孤独一生。刘宁短暂的打工经历正是理想主义者的思维，而他的漫漫流浪路，也说明了他自认是社会的“多余人”。世界这么大，他却难以找到自己的定位，这也是他失败的根源所在。

刘宁还很年轻，结束流浪生涯，不仅是其父母的期盼，也是社会的心愿。但能拯救他的，正是他自己。我想，他需要重新审视自我，勇敢地走出自我，做一个踏实的社会劳动者。没有人生来就是旷世奇才，既不迷恋过去，也不自暴自弃，消极避世，才是成功者应有的人生态度。但愿我们的理科状元能早日明白过来，成为家庭的骄傲和社会的栋梁。

8年前，刘宁成家乡四川凉山某县的高考理科状元。可4年前大学毕业至今，他都没找到称心工作，后来沉迷网络，四处流浪。其父亲为此在电话中骂他“给整个县丢脸”。经报道后，这引发热议。（2月11日《成都商报》）

其实刘宁的经历并不那么“耸人听闻”，类似的故事可能分布在中国大大小小的县城——在人们世俗评价体系中，学而优则有个好前途。而不少成绩优异者也会揣着“人中龙凤”心理：认为“我比他们有出息”，“我要光耀门楣”。可到了大学，他们就“沦落”成为普普通通的路人甲，于是陷入心理失衡。

其实他们忘了，每个人都是普通人。社会环境远比学校要复杂得多，人都希望自己能够不断进步，但总有一些人会因为种种原因，在从一个圈子向更大的圈子跳跃的过程中跌落，从刘宁的角度看，可能他根本就没有调整他的心态去积极适应新的环境。“如果找不到喜欢的工作，我宁愿不工作。”这句话表明，刘宁仍然抱着旧有的心态，只肯接受适合自己的，却不肯改变自己。

对“状元”们来说，他们的生活长期被身边人定义，就像刘宁父亲说的那样，学习好时家人有面子，找不到工作就“丢了全县的脸”。而这也势必让刘宁受累。对刘宁而言，生活本不该被别人框定，他可仰望星空，但也该脚踏实地，而不是颓靡度日，靠当网络游戏区里身后跟着一群虚拟喽啰的“大哥”，来寻找存在感。

□雨童（武汉大学学生）

当考卷和分数成为衡量成功与否的唯一要素，人生的天平就容易失去重心。

据《成都商报》报道，八年前，刘宁以近650分，成为四川凉山某县的理科状元，考入中国科技大学。四年前，刘宁大学毕业，却没有找到理想工作。他开始沉迷网络，四处流浪。春节期间，他连续三天晚躺在西南交大九里堤校区里的长椅上过夜。父亲说他“给整个县丢脸”！

“给整个县丢脸”，其实这位父亲更想说的是“给整个家丢脸”。的确，无论是传统观念中的学而优则仕，还是现代社会更为吃香的“书中自有黄金屋”，这位选择成为流浪汉的状元，都远远地偏离了他曾经被设想的人生轨道。

父亲眼中儿子的成功，还停留在初高中阶段优异的成绩。和许多中国家庭一样，孩子身上被寄予了整个家庭的希望。“成绩好，脑袋聪明，又考上了好大学，我们都觉得，他会有一个美好而远大的前途。”然而，全家等来的不是升职加薪，当上总经理，出任CEO，迎娶白富美，走上人生巅峰的儿子，小激动反而变成了四处寻找流浪儿子的大跌眼镜。

沉迷网络的刘宁，颇有点流浪哲人的意味。在世人眼中，出身贫苦的孩子，能学有所成，正是应该改变家庭命运的时候，他的人生路线图应该是走进一线城市，成为IT民工，娶一位城里姑娘，成为北上广的新移民。然而，他却觉得和大多数人一样，找个工作结婚生子，了然无趣。这让不少老一辈人对他嗤之以鼻，踏踏实实过日子无趣，难道变成流浪汉就兴致盎然了？

国人眼中的教育理念，是十年寒窗苦，一朝金榜题名时，状元就应该拥有成功的人生，而成绩不好就前途一片昏暗。其实，这种观点早就被种种社会现实深深地颠覆了。1985年陕西高考状元陆步轩，北大毕业后卖猪肉。2000年辽宁普兰店市高考状元武小锋，北大医学院毕业后回家卖糖葫芦。就算是针对大多数状元做的普遍性调查，也会发现功成名就者寥寥，绝大多数是泯然众人矣。而且根据《中国高考状元职业状况调查报告》，其中对1978年到1998年间103位高考状元就业案例进行调研，调查机构核查了“杰出校友榜”、“杰出企业家榜”、“两院院士榜”等榜单，其中均未发现高考状元的名字。

回顾流浪状元的求职挫折，不难看出，好高骛远、好逸恶劳、挑肥拣瘦、人际关系相处都是屡屡遭遇就业挫败的原因，而这些职场素质的培养，更来自于成长过程中的潜移默化和曾经经受过的挫折教育。长期一帆风顺，众星捧月的成长经历，容易培养出弱不经风雨的高分低能者。

从流浪状元身上，我们应该看到学习成绩只是教育中占比很小的一部分。之所以学校里的乖乖女、学霸们，往往走出校园就容易迷失人生，可能很大程度正是因为他们在成长的过程中，失去了寻找自我，寻找人生支点的乐趣。当考卷和分数成为衡量成功与否的唯一要素，人生的天平就容易失去重心。

与此同时，我们的教育观也应该有所改变，学会为他人的成功喝彩，学会做一个诚实守信、踏实肯干的人，学会做一个独立思考、勇于面对挑战的人，学会做一个对家庭、对自己负责的人，这些都是教育的成功，也是人生更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8年前，刘宁作为四川凉山某县的理科状元考入中国科技大学，毕业后找了几个工作都觉得不理想就放弃了，开始沉迷网络，四处流浪。而在他家中，多年来累积的荣誉与大学毕业后的失落形成的巨大落差，让父亲失控，在电话中对儿子说：“你简直是给家人丢脸，给整个县丢脸。你大学前，在整个县城风风光光的，现在别人问起你，我都不敢说。”（2月11日《成都商报》）

高考状元成流浪汉，听着挺让人唏嘘的。可是这事儿该怎么看？或许整件事中，最引人深思的不是刘宁的心路历程，也不是刘父背负着同时也施加给儿子的精神压力，而是社会对高考状元的“消费”是否太过？这种“消费”，包括对状元们的过高期许、追逐打探，也包括对他们人生的评头论足。

成为高考状元本身有很强的偶然性，说白了，只是一次考试而已。评价一个学生的学业水平不能以一次考试成绩下定论，为何偏要汲汲于“状元”这个称号呢？状元刚出炉的时候，学校和地方争相宣传，正如刘父所说，“学校打了很大的广告牌”，“在整个县城风风光光的”；接下来几年，媒体跟踪报道状元们的“去向”，在校表现如何，找工作的情况，最终是“声名显赫”还是“寂寂无闻”……

这种集中轰炸、长期盯梢的关注正是社会舆论对状元的消费行为；“被消费”的不止是状元本人，还有状元的家人。作为状元的家人，难免把过多压力“转移”到孩子身上，甚至被迫对孩子产生过高的期许。作为状元，适当压力还可成为动力，而压力过大则容易成为心理包袱，反而不利于其成长和最终成才。被这一消费行为影响的人还不止于此，状元们人前的风光刺激着其他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家长们，不断给自己的孩子施压……

过度消费状元的现象，该停了。无论是“状元当保安月薪两千”，还是“状元辞职回家种菜”，都是一个大学毕业生根据自己的情况做出的选择，与他当年高考第几名没有关系；人生道路如此之长，有高峰也有低谷，状元和其他学子一样，都有年少得志或大器晚成的可能，也都有选择平凡或非凡的权利。特别是，对于有幸成为状元的高材生来说，摆脱“被消费”境地，减轻肩上压力，成长之路或许能走得更轻松自如些。

8年前，刘宁成了家乡四川凉山某县的高考理科状元。可从4年前大学毕业至今，他都没找到称心工作，后来沉迷网络，四处流浪。其父亲为此一度失控，在电话中骂他“给整个县丢脸”，他尔后失踪。这番经历经报道后，引发网民热议。（2月11日《成都商报》）

乍看上去，这又是个“伤仲永”的故事，用周星驰台词讲，就是“人生的大起大落来得太快了”。而前后落差，留给刘宁的，仿佛是“不可拆”的“人艰”。

状元成“流浪汉”，这般命运线条让不少论者借机鞭挞起“教育积弊”，抑或是“就业公平”等。这看似堂皇，可从事实层面讲却有失偏颇：刘宁之遭遇，带有个案性，要解剖还需就事论事，而不应偏离主题地上纲上线。

应该说，刘宁如今或许过得失落，但这不是失败，更无关“给全县丢脸”。许多对他的指点或哂笑，本是基于市侩的功利视角与评价体系，认为他考得好、是状元，就应挂着“成功人士”头衔衣锦还乡。这关于“成功”的模板，也吻合他们“学而优则‘富’”的世俗想象。

在有些人看来，状元卖猪肉、高材生回乡种田等，就已是有违常理；更别说是状元毕业后待业、流浪，自然更不合乎那套成功评估体系。正因如此，刘宁成了他们眼里的“Loser”，不仅颜面扫地，还“丢了全县的脸”。之前的过度关注、过高寄望，而今全转化为“恨铁不成钢”的失望。殊不知，“状元”对应着“好工作”、成绩决定前途的想法，在时下正经受着现实就业形势、多元评价标准和“拼爹”局面等的冲击。

当然，无可否认的是，刘宁的跌宕境遇，也有个人因素使然。他几度嫌工作“不理想”辞职，认为“跟大多数人一样挣钱养家”很无聊，难逃“仰望星空太久，却忘了脚踏实地”之虞，或属认知偏差。从骨感现实，到丰满理想，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放下姿态、从当下做起，终究要比空怀鸿鹄之志，却企望一步到位要靠谱。

说到底，“捧杀亦棒杀”，没必要将“状元”推上高台，也无需将其跌到低谷说成“丢脸”。而对刘宁来说，重要的是培育积极心态，知道在低谷“触底反弹”，而非把脸埋在灰堆里。

□ 仲鸣（北京 媒体人）